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有何特点?
文|木木
编辑|观星
两宋史家的经世致用理念在三国史研究中有突出表现,具体表现在“兴衰之鉴”、“正闰之辨”与“边防之策”三个层面。
立足于“兴衰之鉴”的三国史研究,主要通过三国史书编纂与史事评论的方式,总结蕴含于其中的君臣之道、礼乐教化、刑罚律令等与国家治乱兴衰的关系,达到以史资治的目的。
以“正闰之辨”为目的三国史研究,聚焦于魏、萄正统问题的争论和诠释,为两宋政权的合法性建设提供依据。
在“边防之策”目的下,宋人借由分析三国战事的战略得失、攻防要领、地理形势等,以期为现实边防守御提供借鉴。
三国史学中的经世致用理念,成为观察两宋史学时代特征的重要视角。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将经世致用理念融人史学研究之中,是两宋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即是史家注重经世致用理念的清晰表达。
两宋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其中关于魏、蜀、吴三国历史的编纂、评论等尤为突出。
我们看到,两宋史家对三国史的研究,就知识层面而言,主要包括对《三国志》等史书的著录、考据、整理等,以史料考证和史籍保存为目的。
除此之外,两宋的三国史研究重视以三国史事为研究对象,进行史事的评判、援引与效法等,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资治、正统构建和军事防御等需求,体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理念。
揭示两宋三国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可为观察宋代史学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兴衰之鉴
从历代王朝的兴衰演变中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施政提供镜鉴,是历史研究中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体现,是为“兴衰之鉴”。
三国为政治分裂与政局动荡之时,两宋史家从中挖掘关于王朝兴衰成败之缘由,以供现实政治取鉴。史载,宋真宗在与大臣谈到三国史事时,就认为其“君臣善恶,足为鉴戒”。
大臣杨亿也称,如《三国志》等所载史事乃“圣人之垂教,或良史之立言”。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编纂三国部分时强调:“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可以说,取择关于国家兴衰之事,以古鉴今,是推动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繁荣的关键因素。
同时,两宋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追求“兴衰之鉴”之意,也通过史书修撰和史事评判的方式体现出来。
三国帝王的君道规范为宋代史家反复强调,这是关乎治乱兴衰的关键,其中为君之道中的“德义”尤为重要。
司马光《稽古录》评价刘备称:“昭烈以败亡之余,羁旅汉南,而能屈体英杰,要结同志,摧诅勅敌,因败为功;颠沛之际,不忘德义,美矣!”
刘备虽经败亡,然其“德义”为司马光所称道。对三国帝王的“不君”行为,司马光也会予以指责。如针对魏文帝辱于禁一事。
《资治通鉴》评曰:“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司马光批判魏文帝的“不君”行为,为当时统治者的君德修养提供了一个反面案例。君主任用人才是否得当,是关乎国家盛衰的重要因素,这在宋代史家的三国史研究中有深刻分析。
如胡寅称:“玄德襟度夷旷,磊慕落落,与孔明兼君臣师友之契,三代以还,未见其比也。”对刘备任用诸葛亮一事给予了极高评价。史家将曹魏灭亡的原因归于任人不当。
两宋史家通过揭示三国帝王君道修养、人才任用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对宋代帝王的君道规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特质的体现
宋代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特别重视为臣者的仁义、忠义等特质,这在三国史书编纂与史事评定中多有体现。
如在《册府元龟》的编撰过程中,宋真宗针对三国魏将张杨收入“仁爱门”一事,认为“张杨为大司马,下人谋反,辄原不问,乃属之仁爱门,此甚不可者”。
遂责令编修官将其剔除出“仁爱门”,体现出真宗君臣对为臣之道“仁”的重视。与仁义相应的还有忠义、正义等。
戴少望《将鉴论断》评诸葛亮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史家有意凸显诸葛亮仁义、才能与忠义兼备的特质。朱熹则通过“修正”《资治通鉴》三国部分的一些具体细节,强调诸葛亮的“正义”行为。
朱熹称:“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人寇’。”
因此,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将《资治通鉴》所称诸葛亮“人寇”改为“北伐”,强调诸葛亮军事行动的正义性。这是史家在三国史研究中重视史学“训诫”功能的具体表现。
宋代史家在总结三国兴衰事迹时,高度重视礼治教化的作用。
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曹操拒绝“拥立”后,即以“臣光曰”的形式强调了礼乐教化的作用。
其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曹操不敢废汉自立,正是受制于礼乐教化的约束。
作者又在《稽古录》中强调:“汉室不纲,群雄麋扰,乘舆播荡,莫之收省,太祖独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则其名义固足以结民心矣。”
显然,司马光将曹操不敢代汉自立的原因归结为重“名义”的结果,从而将礼乐教化的功用提高到关乎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宋代史家的三国史研究中,刑罚律令的作用被反复强调。
针对诸葛亮治蜀刑罚严峻,胡寅分析道:都护李平同受遗诏,平后挟诈自营,无优国之事。侍中廖立徙长水校尉,因怏怏怀恨,疵毁乱群。
亮表废平、立为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川郡。后闻亮卒,平发病卒。立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或谓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伯氏夺邑,没齿无怨言而已哉。
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通过诸葛亮刑罚严峻而国人悦服的例子,突出了刑罚律令的作用。
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亦称,诸葛亮“至或有罪,虽人幕上宾如马谡,流涕斩之而弗释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废放,没齿怀德”。与此相对应,对魏文帝的滥刑行为,宋代史家则进行指责。
如胡寅称:“鲍信于父为有功之臣,鲍勋于己为忠谏之士,乃以私憾假公事而杀之,公卿劝止而不听,廷尉固执而不许,滥刑如此,难乎其永世矣。”
这即是说,宋代史家所强调的刑罚律令的作用,关键在于施刑严而不滥、严而不妄,这是他们从三国历史兴衰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以上可见,宋代史家的三国史书修撰与史事评判中,蕴含着“兴衰之鉴”的深刻用意,史家重视取择这一时期有关国家兴衰事迹,或作为正面例证进行取法,或作为反面案例引以为戒。
三、经世致用理念
史著中尤其重视总结君臣之道、礼乐教化及刑罚律令等在三国治乱兴衰中的作用,将三国史研究的经世致用理念充分体现出来。
“正统之辩,昉于晋而盛于宋。”强调正闰之辨是两宋时期史学的突出特点。对三国魏、蜀正闰问题的争议与诠释,是两宋史家三国史研究中经世致用理念的深刻体现。
两宋史家的三国正统争论与诠释,突出表现为北宋“尊魏”与南宋“志蜀”。
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人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
我们看到,北宋时期的三国史研究,基本继承了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的做法,以回护宋太祖的“代周”事实,并为北宋政权提供合法性资源。
宋室南渡,在王朝“赓续”的时代主题下,史家通过评价陈寿书法曲直和改写《三国志》等方式,为南宋政权的正统地位建构提供历史资源。
宋太祖的立国方式与曹魏相似,北宋史家的三国史研究中对此多有回护之意。
宋初编修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中,史臣通过设置“帝王”“皇王”“偏霸”“僭伪”等部类,以区分王朝正闰问题。
其中《太平御览》将三国曹魏置于“皇王部”,以蜀汉、孙吴入“偏霸部”;《册府元龟》依然强调“粤自正统,至于闰位”的编纂理念,将曹魏人“帝王部”。
吴、蜀置“僭伪部”,显然是以曹魏为三国正统。北宋中期,如欧阳修、苏轼等《正统论》皆主张以曹魏政权为正统。
司马光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闰观念仍然左右着该书的框架设置和历史叙述。对三国正闰问题的处理,《资治通鉴》以曹魏接续东汉,以曹魏年号纪年叙事。
对此,司马光的解释为:“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之后,司马光在《稽古录》中重申“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也”,以回护曹魏代汉的历史事实。再如宋庠所撰《纪年通谱》称:“魏以土承火,故改元黄初,以承其运。”
依据“五德终始”说对曹魏的正统地位进行检释。上述史书以曹魏为正统的做法,区别正闰的意识极为明显。两宋之际,史家的三国正统观逐渐发生改变,曹魏正统说开始受到挑战。
着眼于纠正陈寿《三国志》正闰偏颇,唐庚撰《三国杂事》对曹魏正统说质疑。
作者自序称:“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
可以看出,唐庚对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的做法极为不满。此书成书于北宋末年,显示出这一阶段史家旨在重新厘定魏、蜀正统的修史目的。
再如胡寅《读史管见》中三国部分的纪年处理,以蜀汉昭烈帝章武元年(221年)起,止后主炎兴元年(263年),再以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相接。
该书对《资治通鉴》以曹魏年号纪年叙事的改变,明显体现出在三国正统立场上与司马光相左的倾向。南宋中后期,史家以蜀汉为三国正统成为主流趋势。
为改变《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以魏为正的做法,这一时期三国史书改修、新修活动蔚然成风。以“明微扶正”为目的,张栻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撰成《经世纪年》。
张栻称:“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
从其纪年选择来看,显然是以蜀汉为三国正统。张栻还称:“献帝虽废,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武侯辅之,汉统未坠地也。”
而《资治通鉴》乃“以魏年号接汉献之统,故其所书名不正而言不顺”。于是他裒集《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注等史料,撰成《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
张栻所撰《经世纪年》《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以蜀汉年号纪年叙事,就是为了修正《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以曹魏为三国正统的做法,进而“扶正”蜀汉的正统地位。
南宋史家以纠正《三国志》的正统观念为目的的修史活动日渐兴盛。萧常改修《三国志》为《续后汉书》即是其中一例。
与《三国志》不同的是,该书纪年“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
体例上以蜀汉昭烈帝、少主人“帝纪”,将魏、吴君主编入“载记”。可见,重新厘定三国正统是萧常《续后汉书》的编撰意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