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一明朝太监的家谱，内容颠覆《明史》，清朝果然篡改了明史？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是中国自古以来一种特殊的文献形式。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家谱不仅能够清晰地体现本家的世系繁衍，还用以记录这个家族的兴衰起落——何时繁茂，何时凋敝，从何人开始建功立业、官拜相公，从何人开始不善经营，走向败落……
古代的家谱和祠堂、宗族聚居地密切相关，更是和祖辈生长的土壤关系密切。
因而，随着朝代更迭，或者一些战乱、天灾的年代，历史上的很多家谱就此消灭断线，许多家族因此无迹可寻。
当今可见的大部分家谱，大多是从明清两代开始撰写的。
明清时期，由于统计人口、税收等需要，加之人口数量和相对位置趋于稳定，统治者非常重视户口、籍贯等人文资料信息，大多数家族都开始拾起失落的族谱，进行修补，乃至出现了专门替人修撰族谱的“谱匠”职业。
人生须臾百年，唯有史料留存于世。
由清朝所著、记录明代大致历史的《明史》也是其中一员。既是史料，自然以极高的真实性成为后人所参考的范本。
然而，后世在福建发现了一部来自明朝一位宦官的家谱，其中的记载竟和《明史》有所出入。
经过进一步的考证比对，其中有出入的事情并不少，甚至一些记载有明显的趋向不同，这使得后人不禁顿生疑窦：一个是家族自己的家谱，一个是朝代修撰的史书，而对于这些事件的记载，究竟孰真孰假？难道清朝在修编史书的时候，有所隐瞒或者是有所篡改吗？
且从这位宦官的家族，以及其中记载的一些事件开始讲起。
一朝权臣，族谱一端
2011年期间，有人在我国福建地区发现了一部家谱，经过勘查了解，确认这部族谱属于明代的一位有权势的宦官，其人名叫张敏，这部族谱也因而被称为《张氏族谱》。
根据族谱记载，张敏其人生于1434年，自幼父母早亡，无人庇佑，尚未成人便遭人算计，害进深宫，成为了一名宦官，但其人在宫中久而得势，最终在圣眷优厚下，从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成为了皇帝身边、龙椅之下炙手可热的人物。
而根据记载，他一生中做过一件最为胆大包天、甚至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事：他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将一位出身扑朔迷离、本该不存在于皇家宗族内的皇子养大成人。甚至这位皇子在之后荣登大统——他就是之后的明孝宗，其名朱佑樘。
明成化时期，明宪宗正执政，作为帝王，却不慕后宫三千粉黛，而独独钟情于一位万贵妃，这位万贵妃本是宫女出身，照顾当时尚年幼的宪宗，而宪宗在这个过程中日久生情，对这位年长于自己的体贴美人倾其所有。
金银珠宝、荣宠体面，乃至帝王家少见的“一心人，万贵妃都得到了，可以说是成为了普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只是，人生断不可能毫无遗憾、一帆风顺，身负盛宠的万贵妃，却始终膝下无子。
帝王家的宠妃，即便再怎么体面，没有子嗣傍身都是大忌，毕竟在那个母凭子贵的环境下，一个在后宫无依无靠的女人，终究会走向年老珠黄，而有力夺嫡的一个孩子往往能颠覆整个深宫的局势乃至前朝的局势。
万贵妃自身无子，又怎可能容忍别人靠孩子爬到自己头上，在她有意的限制和暗害下，后宫的嫔妃竟无一位长成的皇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宪宗本人须发渐白，也不禁感叹起了自己的命运，认为自己此生恐子孙福薄。
就在这时，他的心腹太监张敏对他叩首跪拜，称陛下不必过于担忧，其实这宫内，有一位皇子长成。明宪宗闻言，又惊又喜。
这个孩子便是朱佑樘，一个宫女的孩子，本来万贵妃在知道宫女有孕后，着张敏将其处理掉，以绝后患，可张敏更在意这个孩子对于无子的皇帝的重要性，便没有听从她的话，而是保护这个孩子降生，并且隐瞒这件事直到他长成。
这件事情在悄无声息中促成，待到万贵妃发觉时，木已成舟，再没有转圜的余地，只得咬碎银牙咽下这一口气，却在心下记了张敏一笔。
这之后张敏凭借这件事，在皇帝面前赚足了好感，深受器重，却也因为这件事情，被万贵妃降罪，最终吞金而自逝。
而从这一部分开始，《明史》和《张氏族谱》的记载就出现了出入。
年甲末节，偏差之处
那么具体有哪些地方记载不一致呢？
首先便是明宪宗的得知朱佑樘身份的时间点，《明史》中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1472年，而《张氏族谱》中，这件事情发生在1475年，时间有一定相差，然而看似仅仅相差三年，个中区别却很大。
因为就在1472年，明宪宗的之一个孩子、先太子朱佑极，年仅三岁而夭亡。
若根据《明史》所言，这个孩子刚刚过世，就扶了第二任太子上位，对于子嗣稀少、对每个孩子都很重视的明宪宗来说，恐怕不太合理。
即便对于朱佑樘的出现再惊喜、再宠爱这个孩子，他也不可能如此快就遗忘先太子，多少应当有所避讳，况且幼子早逝，皇帝悲痛万分，张敏亦不可能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暴露这个消息，在这件事中，《明史》之记载有不合理之处。
反观《张氏族谱》所记，三年之后再行册封，于情于理都显得更顺理成章。
而关于张敏入宫的经历，两方又有差误之处，《族谱》记载其是为奸人所害，不得已而为之，又在真相大白后受到皇帝嘉奖，得以侍奉左右。
而《明史》对此的记载更为平淡，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而只是因为家贫，幼子无法充公，被迫入宫成为宦官。
根据其他史书的记载比较，《明史》写的较为中肯真实，《家谱》似乎对此进行了一番修饰和美化——不难理解，家谱毕竟是关乎一个家族的脸面，对于一些不太好的经历和事件，要极尽写的模糊一些，修饰得体面一些。
而在年甲疏漏的背后，还有关于继太子的抚养权问题。
朱佑樘作为皇帝的独子，又有万贵妃虎视眈眈，他的收养人自然应该能担负起保护他的责任。
这一点在《孝宗本纪》中有所体现，其中记载朱佑樘为周太后、也就是皇帝生母所收养，自然万全。
可是本纪中，对于收养时间的记载就极为模糊，按照当时的律法，只有朱佑樘进入皇家玉牒后才有资格被周太后收养——《孝穆纪太后传》中，这个时间点就非常明确，是成化十一年，其皇子身份已被承认且昭告天下。
这里的时间点记录不明，也很有可能是受了先前年甲紊乱的影响。
此外，在《张氏族谱》的版本中又出现了一个以上两卷均未出现的人物，也就是废后吴氏。
这位身居冷宫的废后是明宪宗的发妻，《族谱》中记载她“保抱惟谨”，指出在朱佑樘被发现前，一直是废后吴氏在照顾他。
最后，有关这位宦官张敏的真实死因，也有不同的记载。《明史》所记载的时间是1475年，而《张氏族谱》所记是1485年。
前者主张张敏系万贵妃所迫害，吞金自逝；而后者所记是与同僚产生矛盾，一气之下身患重疾，最终不治身亡。
根据《同安县志》记载，张敏真正的去世时间应当是1485年，确实是病亡的，县志里也存留了张敏患病后求医问药的一些经历和资料。
且根据其他史料，朱佑樘回归正统后，张敏因此获得殊荣，在皇帝的授意下，尽管万贵妃可能会找他的麻烦，也大不至于不顾皇帝颜面将其逼死。
至此，这几件事的记载不同，已经足以得见两部资料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差别。
旷日所记，难免疏漏
而这种出入之处，是否会影响到这两份资料的严谨性和可靠性？造成这种出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后世根据其他人物传记、当地县志等资料对当年的时间进行了梳理和还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明史》的记载有一些自身相悖之处，从逻辑上略有不通顺，因而在这一点上，有的后世学者怀疑其中存在清朝刻意模糊、篡改前朝历史的可能。
然而，这个观点很快不攻自破，因为《明史》的记载十分繁杂琐碎，如果清朝统治者有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干涉历史记录，更应该力求逻辑自洽、起码不应该出现与自身相悖的蹩脚失误，让后人轻易就看出不对劲。
结合清朝史书修撰的条例和方式，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明史》修撰时间长且时间跨度极大，耗费了很长时间，且史料出处不同、执笔亦非同一人所为，执笔者在修撰期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换过数次，才将这部史书写完。
许多历史事件和关键时间点，都随着资料的遗失和当事人的离去而变得扑朔迷离，一些细节后人各执一词，史官亦难决断。
当不同的史官接触了不同的史料、并且对历史的还原不能达到一致时，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前后不一、逻辑不通的情况，毕竟每个史官的记载撰写思路都必然有所差异。
况且史书毕竟是有选择的记载历史大事，根据撰写目的、撰写对象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润色和偏向：
记录前朝的历史，当朝者必然不能使其十全十美，凌驾于本朝之上，但由于是专门的史官撰写，规模和详细程度都很高。
记录家族兴衰的族谱，写尽家族的荣宠衰败，不可能做出自败门楣的事，所以倾向于对自家人有所美化，但也更容易记下当事人涉及的事件真相和秘密。
写当地的县志，对于该地各家族的姓氏、往来、功名都有详尽的记载，但迫于地方官员的势力，偶尔会忽略一些当地管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写各人的传记，自然可以找到一些人物光鲜以外的另一面，使被记载者更加完整，却倾向于忽略他人对一些事件的影响和建树……
由此可见，历史悠久，后人无法真正亲身经历那些朝代的故事，故而要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比对、筛选、拼凑推理，这自古以来就是一份艰巨而繁重的工作。
《张氏族谱》所记虽然有颠覆性，却并不会影响《明史》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因为古人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除了真实性，史料还具有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帮助后人总结前人经验，尽量扬长避短，一些记载上的疏漏并不会就此影响《明史》的教育性和对于后人的启发，故而《明史》之失误，既不能说是清朝故意而为之，也不能武断地说其就此丧失了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