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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十四）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10-11)640

在此期间，法庭外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早在木户作证前的10月初，韦伯就接到了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奇夫利发来的通知，要求他回国履行更高法院法官的职责，时间从11月的第四周到年底共五个星期。由于国内的其它原因，如果韦伯不回去的话，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更高法院将只有6名法官，很容易形成三对三的对峙局面。奇夫利提议，要么东京法庭这段时间休庭，要么安排韦伯在缺席期间只提交文件证据。不敢轻易得罪总理的韦伯前往占领军司令部求援，麦克阿瑟闻讯勃然大怒，他在10月7日致电奇夫利：“法庭审判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让主审法官离开法庭，不啻为一个国际灾难。韦伯爵士离席将会使整个审判丧失士气。”麦克阿瑟特别强调说，审判毫无疑问将会在1948年2月24日之前全部结束，到时候你想让他回去多长时间都可以，不来也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和麦克阿瑟私交甚笃，他也亲自给麦克阿瑟发来电报：“韦伯先生在更高法院的缺席，将有损于澳大利亚的司法管理，请您干预法庭妥善处理以化解危机。”

韦伯因国内工作需要准备离席，让他身边的同伴们感到无比愤怒。好像就你在国内有工作我们都是无业游民似的，梅汝璈因为审判无限期拖延已经向国内续过几次假了。几位法官坚称，“我们曾经推掉国内的紧要工作，坚持把审判进行到底，庭长无疑也应该这样做。我们坚决反对纯粹为了解决澳大利亚国内问题而暂时休庭。”10月20日，韦伯写信给澳大利亚更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莱瑟姆爵士，“我一直希望不错过哪怕是一分钟的审判，并且现在仍然保有这种希望。在我看来，木户和东条是两位最重要的被告。”但由于奇夫利的坚持，韦伯还是不得不回国，他因此错过了10名被告的个人辩护。遗憾的是，在他回国的这段时间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并没处理什么了不起的案件，韦伯等于变相回国享受了一段休假。

之前一直感到憋屈的辩护团队终于逮住了发泄机会。大岛浩的辩护律师坎宁安对韦伯本来就极度反感，现在他之一个跳出来公开发难：“除非有病，全程参与审判是每一位法官的神圣职责。缺席特权在审判期间一直被滥用，这次有必要在法庭记录里表明 *** 。要么韦伯在缺席期间休庭，要么他向法庭提出辞职，今后不再参加审判，由麦克阿瑟指定新的庭长。庭长的离席行为是强加在被告和辩护团队身上的，它损害了法庭的尊严和诉讼的重要性，以及对盟军更高统帅的忠诚。澳大利亚完全有责任与其他盟国同心同德，作出牺牲。”坎宁安最后取笑说，索性干脆驳回此案，法庭散摊儿大家各回各家抱孩子算了。荒木的美国律师麦克马纳斯和贺屋的美国律师迈克尔列文也跟着起哄，激烈争吵持续了好几天，甚至连美国司法法典条文都被搬出来用作攻击对方的工具。关键时刻，《 *** 》为法庭解了围。它的第四条规定只要出席法官超过半数，审判就可以正常进行。11月10日法庭再度开庭时，人们发现韦伯已经不见了。很多人认为，韦伯会按照惯例让新西兰法官诺斯克罗夫特在他离开时 *** 庭长职务，但这天坐在韦伯位置上的是美国法官克拉默尔少将。法庭秘书长维恩•沃尔布里奇上校当庭宣读了麦克阿瑟三天前下达的关于任命克拉默尔为 *** 庭长的文件。

事实证明，韦伯在与不在根本无关大局，接下来法庭对南次郎、武藤章、冈敬纯、大岛浩的审讯同样波澜不惊。11月24日和25日，终于轮到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上场。已经70岁的松井石根看上去非常憔悴。他两眼无光，颧骨凸出，完全没有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南京中山门的威风模样，很多人甚至猜测他活不到审判结束。当年的得力下属、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已于七个月前的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死刑，松井知道自己绝无幸免可能，他是继小矶之后第二个表达悔恨之人：“我根本无意将南京变为屠杀之地，我为发生过的那些事深感歉疚，并为此感到深刻懊悔。”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别雇员、上海政治中学讲师冈田尚——他父亲与松井是多年的好友——出庭为松井作证，他特意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松井大将回国之后，特意在热海伊豆山设立了观音菩萨像，永久供奉两国官兵的灵位。 *** 观音菩萨像的粘土里，掺上了渗染两国官兵高贵血液的泥土，它们是从上海宝山大场镇的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尸体下边取来的。观音堂里设有中国事变‘日本战死者灵位’和‘中国战死者灵位’，松井大将每天清晨和晚上都会前往祈祷，为所有在中日战争阵亡的两国官兵祈福。”松井的美国律师弗洛伊德马蒂斯向法庭出示了观音菩萨像的照片。这座高3米、重600公斤的红色观音像是松井1940年建起来的，他还为它起了个名字叫“兴亚观音”。1942年，松井还成立了一个叫“兴亚观音奉赞会”的组织并自任会长。这个观音像我们后文还会提到。

12月3日，终于轮到前外相重光葵出场。他的美国律师乔治弗内斯采取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辩护方式，他不但不让重光出庭为自己作证，连他自己以及日本律师高柳贤三、柳井恒夫也不发一言，更无一名证人登台，而是直接向法庭呈交了大量书面证据。弗内斯将功夫下到了法庭之外：通过遍访重光曾出使过的欧美各国，弗内斯收集到16位外交官为重光提供的辩护证词。这些外交官中较著名的有：原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原英国国务大臣莫里斯•汉基，原英国《晨邮报》主编哈桑•奎因，原瑞典驻东京公使韦特伯格，原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他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以及原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等等。日本人中，只有前外相丰田贞次郎和重光任中国大使时的一等秘书守屋和郎提交了书面证据。

奎因在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中写道，“重光非常反对对中国的侵略，还担心发了疯的日本军阀会不会染上德国已经染上的统治世界的病菌。我和他的这种谈话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期间我从未看到他的上述观点动摇过一次，他的话从未使我怀疑过他的真诚。他和同他持一样看法的人士不幸未能避免降临日本的破坏和荒芜，但我认为他们是对的。”汉基在证词中说，“1941年3月重光向我表示，他对日本加入轴心国深感悲伤。”在波茨坦会议上大出风头的戴维斯也说，“重光是一位忠实且严守职责的外交官，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利他的人道主义者”。伯格在证词中这样写道，“1945年4月13日，我同刚刚辞去小矶内阁外务大臣的重光进行了交谈，他以极为坦率的态度阐述了自己对战况的见解，指出今天正是日本外交官尝试最后努力把国家从战争中挽救出来的关键时刻。他还说天皇、他本人、日本外务省的大部分人也都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的。他极为热切地表示，要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寻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可能性。”重光曾在“密苏里”号上替国家蒙羞，一定程度上也博得了盟国的同情。从前文确认战犯的过程来看，西方对他并无太大恶感。只是由于苏联人的坚持，重光才在开庭前夕搭上战犯末班车的。这些西方外交官的证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对重光的量刑。

1947年12月15日，法庭执行官范米特大尉高声宣布：“本法庭全体法官到庭就座！”从这天开始，韦伯重新坐在了庭长位置上。此时对岛田、白鸟、铃木的审讯已经结束，只剩下东乡、东条和梅津三人。作为开战和终战时的外务大臣，东乡历时10天的个人辩护披露了一些内容。他控诉自1931年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对外交政策越来越颐气指使，外务大臣几乎没有多少权利。我做梦也想不到，日本海军竟然会偷袭珍珠港。”这说明远在华盛顿进行和平谈判的来栖三郎、野村吉三郎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同样是不知情的。东乡还谈到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次长伊藤整一曾在开战前告诉他，“海军希望实施突然袭击，与美国的谈判必须维持悬而不决，以使开战能够取得尽可能大的战果。”东乡还说，他在巢鸭监狱受到了海军的威胁，永野在去世10天前要求他“承担攻击珍珠港的全部责任”，岛田还希望他不要披露海军期望发动偷袭的相关事实。东乡上述供词更加深了被告中文官和军方的对立。

12月26日清晨6时天尚未亮，市谷法庭门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虽然只有200个座位留给日本民众，这天来排队的却超过了500人，当天黑市黄牛票甚至炒到了500日元一张，要知道当时东京更流行的美国喜剧大片《摩洛哥之路》票价才不过100日元。有人预计东乡的个人辩护很可能会在上午结束，下午将要出场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条英机。一向稀稀拉拉的记者席当天爆满，各路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正襟危坐，严阵以待。平时并无多少人的贵宾席今天也座无虚席，连琼都带着9岁的儿子出现在贵宾席前排中间。她告诉记者：“小阿瑟很想看看东条。”

当天下午14时30分，完成个人辩护的东乡刚刚回到被告席上，东条的美国辩护律师布卢伊特就走上了讲台：“现在进入前首相东条英机的答辩，由辩护人清濑一郎进行开头陈述。”清籁的陈述用时30分钟，于15时35分宣读完毕。布卢伊特再次起立要求法庭传唤东条。这天的东条显然不用再做笔记了，他傲然起身，迎着闪光灯的密集扫射走向证人台。重新回到众人视野中心的东条似乎很享受这一时刻，他的目光从法官席、检察官席、记者席和旁听席缓缓扫过，然后做了例行公事的法庭宣誓。

16时20分，布卢伊特开始宣读东条的个人辩护词。这份文件由东条本人亲自执笔，涉及内容时间从1940年7月26日他出任第二次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开始，到1944年7月26日东条内阁垮台为止，恰好整整四年时间。口供书全文253页，四个月来已四易其稿。东条的日本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先是将它译成英文，然后再由美国辩护人布卢伊特进行了精心修改，更好还吸纳了另外三位日本律师松下正寿、内山弘、河北健次郎的补充意见。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参加东京审判的律师无一不属于日本法律界的风云人物。据说当拿到定稿的辩护词时，东条说了这样一句话：“终于可以死而无憾了。”东条口供书的朗读费时三天。12月30日下午14时28分，布卢伊特宣读完毕并进行了补充询问。东条的口供书虽然很长，但并无太多新鲜内容，其主要观点包括：

一、西方对中国的援助是日本结束“中国事变”的主要障碍，同盟国方面的对日压迫，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日本并无预先计划准备对美、英、荷的战争，随后爆发的战争是这些国家诱发的，“对我国来说实属万不得已，为自存自卫才开始的战争。把日本看成侵略国家，简直荒诞透顶。”

二、日本 *** 在发起最后攻击之前，合法地向美国交付了开战通告，交付程序由外务大臣安排。“我们强调作为符合国际法的战争通告必须在攻击前交给美国 *** ，具体时间由外务大臣和两总长会商决定。虽然由于技术原因导致通告迟了几十分钟，但美国通过对日本外交密码的破译，实际上在我们发起攻击前就已经完全知情”。

三、日本推行的大东亚政策，其基调是根据大东亚各民族的意愿确保政治自由，“这不是侵略，而是解放：之一步合作解放东亚，第二步合作建设东亚。”

四、检方所谓的日本“军阀”根本就不存在，在国家机关之外并无这种有形无形的团体，也不存在这种势力。

五、东条实行军政的特点在于统帅和纪律，“本人在担任陆军内的各种职务时，非常注重公正的统制和严格的纪律。我记得，我曾将一名虐待战俘的联队指挥官送上了军事法庭。”

六、对战俘问题愿意承担“行政责任”，承认批准使用战俘作为劳力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我仍然坚持认为，战俘待遇和在那里从事同样劳动的其他人并无二致。日本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养活不劳动的人，只有劳动者才能得到食物，因此我认为我的命令是合法的。我们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劳动竟然被认为是国际法规禁止的。”

七、太平洋战争的全部责任在于他的内阁和统帅部，“绝对不是天皇的责任”。

八、关于战败，“这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我的责任。这种意义上的责任我不仅接受，而且衷心打算主动承担。”

东条积极为天皇开脱并主动承担责任的作法，赢得了几乎所有被告及日本民众的一致“称赞”。东条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对此禁不住击节赞叹：“在审判中，东条作证时总是在试图帮助每一个被告，他的表现真了不起！”次日，东京各大媒体头版头条都引用东条的话作为标题：《朝日新闻》是“天皇无责”；《每日新闻》为“承认战败责任，强调‘天皇主和’”；《读卖新闻》则是“天皇对开战没有责任，战败归咎于我”。

东条是毫无争议的头号战犯，麦克阿瑟点他的名给索普举例就是更佳例证。早在国际监察局成立之初的1945年12月25日，季南就指定前司法部长办公室刑事处主任约翰菲利专事负责东条的案子，现在对东条的质询毫无疑问也应该由菲利执行。但现在看到有这么多人关注东条，季南有点坐不住了。他向法官提出请求，由他和菲利一起盘问东条。因为法庭明确规定一名证人只能由一名盟国检察官来盘问，法官们并不会因为季南是首席检察官而迁就他。请求被无情驳回之后，季南采取的变通作法是让菲利退到一旁，由他单独对东条进行盘问——合着人家菲利两年零5天下的功夫全都白费了。菲利转身气愤地离开了审判大厅，从这天起再也没有回来过。季南的之一句话就充满了攻击性，“被告东条英机，我现在对你说话，并不是把你当作一位将军对待。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从今往后不会再有日本军队了！”

言多必失。12月31日，木户的美国辩护律师洛根在为当事人脱责的质询中问东条：“木户采取过违反天皇和平希望的行动吗？”东条一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日本国民，谁都不会有违反天皇意志的行为，何况我们这些大臣？”这就等于说，如果想制止战争的爆发，裕仁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检察官和被告都被东条这句话吓傻了。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不把裕仁送上法庭，而把天皇拖入审判则是所有被告最恐怖的梦魇。1959年9月5日的《日本周报》上，季南的日文机要秘书山崎清一披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季南检察官找到了一个中间人，让他前往狱中吁请木户，说服东条收回之前说过的话。”东条自下台以来就对木户极度敌视，但对天皇依然忠心耿耿。1948年1月6日，季南在向东条了解溥仪的过程中突然将话题转向了裕仁。

季南：“既然我们谈论的话题是皇帝，我问你几个关于你自己和日本天皇对1941年12月发动战争伊始所持立场的问题。你曾经告诉我们，天皇在不同场合多次向你表明，他是一个和平人士，不想要战争，是这样吗？”

东条：“是的，我在那时候向你们讲的，是我作为大臣对天皇的真实感觉。”

季南：“那么，你们还是对美、英、荷开战了，对吗？”

东条：“对，开战决定是我的内阁作出的。”

季南：“这是不是天皇的意愿，应该发动战争了？”

东条：“这可能违背了天皇的意愿。事实上由于我的建议，再加上统帅部的建议，天皇才同意开战，尽管非常勉强。天皇对和平的热爱和期望保持不变，直到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甚至在整个战争期间也一如既往。这种感情，你只要看看1941年12月8日发布的宣战诏书就知道了。”

这正是季南需要的，由他导演并和东条一起领衔主演的这幕闹剧取得的明显效果是，裕仁安全了。第二天《东京时报》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毋庸置疑，东条行情大涨，因为他为天皇开脱了战争责任，自己承担了所有罪责。但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而且依然不会对他怀有多大敬意。”

1948年1月7日上午11时13分，辩护人布卢伊特请求法庭允许东条回到被告席。东条将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摘下译意风从容离开证人席，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坐定。从12月26日下午开始的东条个人辩护至此结束。最后一位被告拒绝上台，梅津的个人反证仅用时一天就草草完毕。1月8日，25名被告的个人反证全部结束。随后辩方的补充反证又用去了三天时间。1948年1月12日下午，乔治山冈代表辩护团宣布：“庭长先生，各位法官先生，我想要说明的是，辩方已经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了。”在耗时长达两年半的审判中，检方和辩方向法庭举证两个阶段用去了一半以上时间。

从1月12日开始，审判进入了收尾阶段。之后依次进行的检方反驳立证、辩方再度反驳立证、检方最终总结陈词、辩方最终辩护又用去了三个月时间。4月16日下午17时11分，韦伯庭长宣布：“等候判决，休庭直至判决宣布之日。”

就在法庭宣布休庭后的第二天，4月17日，日本终战首相、“不死之鬼贯”铃木贯太郎因病去世，终年80岁。他被安葬在关宿町实相寺，人们从铃木的骨灰中找到了“二二六事件”时射入他体内的子弹。三天之后，4月20日，日本海军元老、前首相米内光政也去世了，终年68岁，季南在美国再也等不来他的大驾了。《朝日新闻》称赞“二人为有勇气的和评论者、高贵之士”，他们差几个月没能看到审判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