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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交通路线考论

中国历史1年前 (2023-10-16)650

秦都雍东向路线

“雍-渭水-黄河-汾水-浍水-绛”“雍-平阳-棫林-侯丽-麻隧-新楚-蒲津-风陵渡-瑕”

《左传》记载秦国史事始于桓公四年（708 B.C.），当时秦国都于平阳，《史记·秦本纪》：“宁（宪）公二年（714 B.C.），公徙居平阳。”平阳，《括地志》：“平阳故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四十六里，秦宁（宪）公徙都之处。”典籍记载平阳城在岐山县西四十六里。2013年陕西考古研究院在今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太公庙村（岐山县西约四十里），发现了疑似秦都平阳的遗址和秦公墓葬，《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云：

宝鸡虢镇的太公庙村，曾发现秦公钟鎛祭祀坑，据其铭文为早期秦公之器，怀疑该乐器祭祀坑的东北方向存在秦公大墓，故2013年，我院在此进行考古勘探。由此，发现了秦公大墓和车马坑，在其东西两侧分别发现了疑似陵园的兆沟设施。大墓发现后，随即对墓葬周边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有城址的线索，其时代和性质都指向秦都平阳城。这一发现证明了《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宪公新建平阳宫城的记载，可知葬于此地的有秦武公、德公、宣公和成公，而宪公却归葬其先祖之茔——西陲陵区。

张天恩、庞有华对太公庙村一带的墓葬及陶器、青铜器等文化遗存做了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肯定了太公庙村遗址应即是秦平阳故城所在，其文《秦都平阳的初步研究》曰：

西起太公庙，东至联合村，七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涵以春秋战国秦文化遗存为主，当是与秦平阳故城有关的大型遗址。再就文化遗存进行观察，还可再细分为大体以洪原为界的东西两区。西区多个地点已发现文化遗存的年代普遍偏早，几乎都超过春秋中期，并较集中地呈现春秋早期晚段的面貌，显然与秦都平阳的时间范围相应，故相信其应为秦平阳故城遗址。东区文化遗存的年代普遍偏晚，目前未见超过春秋中期的线索，似属迁秦都雍城以后，作为太子白及其后世的封邑，平阳还继续使用并逐渐扩展的部分。

张天恩、庞有华认为自太公庙村至洪原村一带出土的文化遗存，年代与秦国都于平阳的时间相符；自洪原村东至联合村的文化遗存，则出土时间多晚于春秋中期。因此洪原以西至太公庙村，应为秦平阳遗址所在区域。洪原以东至联合村的范围，则或是人口增长后，平阳城逐渐向外发展、扩建的部分。

秦国都于平阳仅三十六年即迁都于雍，《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677 B.C.），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考略》：“今为凤翔府治，古雍城在城南。”《汇纂》：“今陕西凤翔府凤翔县南七里有古雍城，秦德公所居大郑宫城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有秦都雍城遗址，赵戈《秦都雍城及其历史地位》云：

秦雍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之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原上，北枕汧山，南临雍水，西倚灵山（或称雍山），东接广袤的关中平原。……雍城城址位于遗址区北部，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490米，南北宽3140米，面积约10.96平方千米。

雍城位于凤翔县南，平阳西北约四十余里。秦国自平阳迁都至雍城，则两地间应有道路交通可供往来。自秦德公元年（鲁桓公十七年）起，终春秋之世，秦国皆都于雍城，因此下文论述秦国交通亦大抵以雍都为核心。

僖十三（647 B.C.）《传》：“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注》：“自雍及绛，盖沿渭河而东，至华阴转黄河，又东入汾河转浍河。”可见当时秦、晋间已有漕运往来，渭水、黄河、汾水、浍水间有航线可以贯通。

自秦国至晋国若不行水路行陆路，则同样也是沿渭水两岸，自成周、晋攻秦亦然，成十三（578 B.C.）《传》：

三月，公如京师。……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五月丁亥，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师。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迓晋侯于新楚。成肃公卒于瑕。

麻隧，《嘉庆重修一统志》：“麻隧，在泾阳县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麻隧，春秋秦邑，在今陕西泾阳县北。”麻隧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北，泾水东岸。侯丽，《左传注》：“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晋自东北向西进军，济泾亦自东北向西南，侯丽当在泾水南岸。或以为在今礼泉县境。”《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侯丽，春秋秦邑，在今陕西礼泉县东。”侯丽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东，泾水西岸。

新楚，《汇纂》：“当在西安府同州朝邑县境。”《左传注》：“新楚，秦地，当在陕西旧朝邑县境（朝邑今已并入大荔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朝邑县，古旧县名。西魏废帝三年（554）以南五泉县改置，治今陕西省大荔县东朝邑镇。因北据朝阪得名（《元和郡县志》）。……1958年并入大荔县。”新楚应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

鲁成公及诸侯朝王，遂会晋侯伐秦，如此则诸侯之师应是自成周出发，或是先北行至盟津渡河，继而自黄河北岸西行至蒲津渡河；或是径自沿崤函古道西行。入秦后，诸侯之师沿渭水继续西行即可至麻隧，自麻隧渡泾水即可至侯丽。而后诸侯之师可自渭水北岸沿原路返回，在蒲津之西——今大荔县朝邑镇之新楚迎接晋侯。渡蒲津后，晋侯可沿涑水回晋都新田。从成肃公卒于瑕则可以推知，其余诸侯之师应是自风陵渡渡河后走崤函古道至成周而后各自回国。

前文已言瑕位于今灵宝市阌东村，为晋国边塞上控扼崤函古道、阻止秦军东进的门户之邑。诸侯之师在新楚迎接晋侯后自蒲津渡河，此时尚位于黄河北岸，但成肃公所卒之瑕却位于黄河南岸，可见诸侯之师在蒲津以东、瑕邑以西处应已渡河，此区域内据典籍记载有黄河津渡——风陵渡。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风陵津，即今风陵渡，在陕西潼关北。曹操击马超、韩遂，曾‘自潼关北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续汉书·郡国志一》王先谦《集解》：蒲坂‘有风陵关，一名风陵津。魏武西征“自潼关北渡”即此。’”《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风陵渡，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南七十二里风陵渡镇南，黄河渡口。《清一统志·蒲州府一》：风陵渡‘在永济县南六十里风陵关下，黄河北岸。’”诸侯之师自风陵渡南渡黄河后沿崤函古道东行至瑕，成肃公卒于此。由此亦可以推知，起初刘康公、成肃公与诸侯之师或亦是由崤函古道西行至风陵渡北向渡河，而后在河曲地区与晋军主力部队会和，继而自蒲津渡河西向侵秦。

襄十四（559 B.C.）《经》：“夏四月，叔孙豹会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襄十四《传》：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鲁人、莒人先济。……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

此事又见载于《史记·秦本纪》：“（秦景公）十八年（559 B.C.），晋悼公彊，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棫林而还。”诸侯之师伐秦，西行渡泾水，终至于棫林，后回师。棫林之地望一说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考略》曰：

棫林，即旧郑咸林也。《诗谱》：“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国语》韦昭《注》云：“郑武杜公为司徒，食于咸林。”《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杜预谓之旧郑。隠十二年，郑庄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杜注：“旧郑在京兆”是也。宋忠曰：“棫林与拾皆旧郑地。”战国属魏，魏文侯十七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秦昭王十一年，初置郑县，汉属京兆，后汉、晋仍之。后魏置华山郡，兼置华州，自是或为郡或为州。至元始定为华州，明省附郭郑县入之，属西安府。

棫林即周宣王同母弟郑桓公受封之咸林。《考略》认为棫林位于清陕西西安府华州，《汇纂》《考实》《大事表》皆认同此说。《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华州，西魏废帝二年改董雍州置，治郑县（今陕西华县西南）。隋大业初废。唐武德初复置，治郑县（今华县）。”华县即今渭南市华州区，位于黄河南岸，华山以北，远在泾水以东，与《传》文所载“济泾而次”矛盾，《考略》对此的解释是：

济泾而后至棫林，棫林之地宜在泾水西，乃今泾阳之境，非华州矣。既又思之，泾水至高陵合于渭，自是泾渭合流，歴渭南至华州，又歴朝邑、华阴而入于河，二水相合，古人每得通称，如涞水入易，易亦可谓之涞；濮水入颍，颍亦可谓之濮。泾渭皆大水，宜得通称也。以此言之，诸侯所涉，不过在同、华之间，泾口之下流，更进，而后及于棫林耳。

《考略》认为若二水合流，则古人常将二水通称，因此《传》文所言渡泾水，实为渡渭水，如此则棫林可不必在泾水之西。然而《考略》此说难免失之牵强，首先，泾、渭二水因合流而通称在《左传》中并无先例。除去此则记载，《传》文云“渭”即明确指渭水，云“泾”即明确指泾水，并无混用的现象。其次，据《史记》记载诸侯之师在渡泾前已与秦师交战过。秦师战败后逃亡，晋军追击秦军，于是才渡泾水，至棫林。晋国所率诸侯之师自东向西伐秦，秦军在河西迎战，败逃亦应是自东向西逃亡，因此“泾”指泾水，棫林在泾水以西，从地理位置分析是十分合理的。若“泾”指渭水，棫林在今华州区，则秦军只能是在河西战败后自北向南奔逃而后渡渭水，但渭水以南即华山，其间隙地较窄，并不利于行军。

综上所述，棫林应非华州。据唐兰（1901-1979）分析，郑桓公初封之地确为泾水以西的棫林，后迁徙至华州，东周又迁至新郑。后人误将华州混淆为郑桓公始封之棫林，因此才有后续一系列讹误。据唐兰考证，棫林或与“棫阳宫”相关，当在今扶风、宝鸡一带，其文《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综论宝鸡市今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历史价值》曰：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晋国伐秦，“济泾而次……至于棫林”。是棫林在径水之西。《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雍县有棫阳宫，昭王起。清《一统志》说：“棫阳宫在今扶风县东北。”或说在宝鸡附近。棫阳宫的名称，应与棫林有关。那末，棫林旧地当在今扶风宝鸡一带。当时秦国都在雍，在今凤翔县南，宝鸡县北，晋兵本想攻雍，而逗留在棫林，可证。

杜勇、王玉亮则在唐兰所言扶风、宝鸡这一大范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棫林应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其文《〈左传〉“棫林”考》曰：

《关中胜迹图志》：棫阳宫“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秦穆公建，遗址尚存。”……1976年，周原考古队在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发掘一个铜器窖藏，出土史墻盘等微氏家族铜器103件。其中三年壶铭云：“王在奠（郑），飨醴，呼虢叔召，锡羔俎。”受召前来参加“飨醴”，其居邑与王的行宫“郑”必相邻近，始便于事。……由于微氏家族铜器出自窖藏，而窖藏铜器为了保密以防他人盗走，一般都会埋在自己的领地上。也就是说，“各窖藏地点距离其家族居址不会太远，各居址应即在窖藏地点附近”。因此，微氏家族的居邑当在扶风县庄白村一带。庄白村位于扶风县北稍西约十公里处，与扶风县东北三十里棫林所在地正相邻近。故“王在郑”举行宴飨礼，可以 *** 前往参加。

杜勇、王玉亮根据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结合传世文献分析认为棫林在扶风县东北三十里，虽非决定性证据，但亦可供参考。然二人在文中曲解唐兰文意，言唐兰认为棫林在凤翔县南之雍城，则实不可取。

诸侯之师渡泾水后沿渭水西行即可至棫林。从上述几则记载中可以看出，晋师及诸侯之师侵秦多是沿渭水北岸行军，然则渭水南岸亦有道路交通，文八（619 B.C.）《传》：“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武城，《嘉庆重修一统志》：“武城故城，在华州东北。……《括地志》：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郑县东北十三里。《旧州志》：武平故城在州东十七里。”《左传注》：“武城，晋邑，当在今陕西省华县东北十七里。”武城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东北约十七里，渭水南岸。晋师自茅津或风陵渡渡河后沿崤函古道西行即可至武城，秦军则同样自雍都沿渭水东行可至武城。

笔者据上文秦国东向交通路线考释，绘制为“秦国东向交通路线图”，敬请读者参看。

秦国东向交通路线图

秦都雍东北向路线

“麻隧-北征-汪-彭衙-邧-新城-梁-芮”“梁-汾阴-韩原”

文十（617 B.C.）《传》：“夏，秦伯伐晋，取北征。”《考略》：“北征故城在（澄城）县南二十二里。”《汇纂》：“《路史》：北征，古征国，汉置征县，今陕西西安府澄城县西南二十一里有北征古城。”北征在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西南约二十余里。自雍都沿渭水东行渡泾水后东北行可至北征，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云：“自镐京东北行，经今天陕西省的高陵、蒲城、澄城、合阳至韩城，渡河进入汾水流域。”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亦云：“晋秦之间的主要交通线有二条。……第二条由雍出发，经侯丽（陜西礼泉）、棫林（陜西泾阳）、麻隧（泾阳）、北征（陜西澄城）、少梁（陜西韩城），然后东渡大河，进入晋国。”马保春所云途经今高陵、蒲城、澄城县的路线，与李孟存、常金仓所云途经今礼泉、泾阳、澄城、韩城县的路线其实基本重合，仅是叙述时所选取的沿途县邑不同，此亦大抵即秦军渡泾水后至北征之路线。

文二（625 B.C.）《传》：

二年春，秦孟明视帅师伐晋，以报殽之役，二月，晋侯御之，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王官无地御戎，狐鞫居为右。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冬，晋先且居、宋公子成、陈辕选、郑公子归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以报彭衙之役。

彭衙，《左传注》：“彭衙，秦邑，……地即今陕西省白水县东北四十里之彭衙堡，汉之衙县故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彭衙，……春秋秦邑。即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四十里南彭衙村、北彭衙村。”彭衙位于今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南彭衙村、北彭衙村。汪，《左传注》：“汪当近彭衙，《方舆纪要》谓白水县有汪城，一曰汪在澄城县。白水与澄城两县相邻，今均属陕西省。”汪，一说位于白水县，一说位于澄城县。自鲁文公二年至十年间，秦、晋数次于北征、汪、彭衙、邧、新城、梁一带交战，皆位于洛水以东，盖此时晋国之势力尚不能深入至洛水以西。如此，则汪大抵位亦于洛水以东、澄城县西部邻近白水县处。

秦军自北征北行可至汪，继续北行可至彭衙。晋军则自绛、新田沿汾水西行，渡黄河后可至秦之梁邑。黄圣松先生《〈左传〉黄河津渡考论》将汾阴与梁对渡列为备考津渡，并曰：

梁至秦末又称夏阳，《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高祖刘邦命韩信为左丞相，令其“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史记集解》：“徐广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柙缚罂缻以渡。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文中之夏阳依《秦本纪》所载，于秦惠文王十一年（314 B.C.）时“更名少梁曰夏阳。”知梁、少梁、夏阳皆为一地。《淮阴侯列传》述及韩信于夏阳东渡黄河，知此亦为黄河津渡。……夏阳位于黄河之西，其东为汾阴。《汉书·郊祀志下》记匡衡（生卒年不详）、张谭（生卒年不详）奏章言：“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又《后汉书·邓寇列传》：“遂渡汾阴河，入夏阳。”知两汉时此津乃夏阳与汾阴对渡。

至迟至两汉时期，自梁（夏阳）至汾阴已有黄河津渡。至于春秋时期此处是否已有津渡，则需要更进一步之分析。

首先，在鲁文公二年至鲁文公十年间，秦、晋两国曾多次交战，前自变量则记载外，尚有文四（623 B.C.）《传》：“秋，晋侯伐秦，围邧、新城，以报王官之役。”文十（617 B.C.）《传》：“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邧，《汇纂》：“当在今澄城县境。”《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邧即元里也，在同州府东北，《魏世家》：文侯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元里城，在澄城县南。……《县志》在县南十五里。”邧在今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南十五里。新城，《考略》：“今澄城县东北二十里有古新城。”《汇纂》：“今陕西西安府澄城县东北二十里有古新城。”新城在今渭南市澄城县东北二十里。少梁，前文已言今韩城市西南11公里高门原东角曾发现古城遗址，据推测应为少梁所在。

上述秦、晋交战之北征、汪、彭衙、邧、新城、梁等地，大多分布于今陕西省韩城、澄城一带。盖因此区域地处秦、晋边界，战事颇多，除鲁文公年间频繁的秦、晋交攻，在此之前，此地亦有零星战事见载，如桓四（708 B.C.）《传》：“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桓九《传》：“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芮国此时位于韩城市东北十余里之梁带村。再如僖十五（645 B.C.）《传》：“九月，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壬戌，战于韩原。”韩原位于今河津市。笔者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上述地点改绘为“梁、汾阴及周边相关城邑示意图”，敬请读者参看。

梁、汾阴及周边相关城邑示意图

如上图所示，今澄城、韩城一带城邑分布较周边犹为密集，且秦、晋两国互相攻伐之频率极高，因此前人如李孟存、常金仓、马保春等皆认为自澄城、韩城渡河至汾水应为秦、晋间主要的交通路线之一。且黄河流迳秦、晋两国间的区域中，较为明确的春秋时期的津渡仅有采桑以西的采桑津，以及王城以东的蒲津。采桑津东西皆为山脉，并不便于大军通行，且采桑津以西即白狄之势力范围，因此《传》文中秦、晋交战从未有自采桑津渡河之记载。蒲津虽利于行军，却过于偏南，若梁邑春秋时期并无津渡，则秦攻韩原需先自蒲津渡河后穿越大半个晋西南地区才能至韩原；晋攻汪、彭衙、邧、新城、梁等邑，亦需先沿涑水至蒲津渡河后，才能北行至上述诸邑；梁、芮两国会荀国、贾国、虢国伐曲沃，亦需先南行至蒲津渡河再沿涑水至曲沃，其路程是荀、贾、虢三国的数倍。然而春秋时期的城邑分布与交通便利程度是息息相关的，若自澄城、韩城一带往来秦、晋之交通如此不便，则在这一区域即较难出现如此多的城邑及征伐记录。

其次，僖十五（645 B.C.）《传》：“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秦伯使辞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从晋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秦军败晋军于韩原，俘获晋侯并将其带回秦国。“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应是秦国刚刚俘虏晋侯、准备回师后即发生之事，所以此时秦军应距离韩原较近。若“梁-汾阴”没有津渡，秦军仅能至蒲津渡河，则自韩原至蒲津一路有耿、董、庐柳、令狐、桑泉、刳首、解梁、羁马等晋国诸邑。据昭二十二（520 B.C.）《传》：“冬十月丁巳，晋籍谈、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以纳王于王城。”襄二十三（550 B.C.）《传》：“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获晏氂。”可知当时晋国城邑亦有驻军，秦军并不能不受阻拦地将晋侯自韩原绑至蒲津渡河回秦。结合当时晋大夫完全无能为力，仅能“反首拔舍”的反应，以及秦伯所言“从晋君而西”而非“从晋君而南”的回答，秦军大概率能够从韩原直接西行渡河回国，如此晋国才会完全没有营救晋侯之可能。

再次，僖九（651 B.C.）《传》：“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晋郄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曰：‘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于何有？’从之。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此事又见载于《国语·晋语二》：“公子絷退，吊公子夷吾于梁，如吊公子重耳之命。……公子絷反，致命穆公。……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实为惠公。”。以及《史记·晋世家》：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里克使迎夷吾于梁。……秦缪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

从《国语》及《史记》之记载可知，晋国内乱时晋惠公夷吾仍居于梁。后秦穆公发兵送夷吾回晋国。若夷吾及秦军是自蒲津渡河入晋，则大概率是沿涑水行至曲沃后沿轵关陉绛县段入绛都，据田建文、杨林中《轵关陉绛县段的考古学考察》：

陶寺上层文化进入绛山南麓的周家庄，传播线路是轵关陉绛县段，1959-1963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翼城南梁镇（调查时称为南梁公社）故城村、上涧峡、牛家坡、郭家坡都有陶寺上层文化遗存分布。由南梁镇这些遗址往南，就进入轵关陉绛县段的大交镇、南樊镇了。因而，铁刹关在交通方面的地位在四千年前后，絶不能与轵关陉绛县段等量齐观，因为峨嵋岭和绛山相交处没有河流，也就没有开阔地带，所以山势艰险，道路难以开辟。

铁刹关即自新田走侯马西南隘道至曲沃之路线，轵关陉绛县段则是自绛都至曲沃之路线。笔者虽不认同此文中侯马西南铁刹关至元代才逐渐通驿道，成为重要的交通道路的说法。但春秋时期轵关陉绛县段比铁刹关使用频率更高，担负着更为主要的交通作用，则是确有依据的。且秦军纳夷吾时晋国既然尚未迁都新田，自然也没有费心地营建新田，因此合理推测秦军走的是轵关陉绛县段而非侯马西南铁刹关。

前文已分析，根据《传》文“及高梁而还”，齐国此次率领诸侯之师入晋，行军路线应是从滏口陉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地区，继而西行渡少水至高梁，而后齐隰朋帅诸侯之师沿汾水南下后，沿浍水西行会秦军纳夷吾入绛都。若秦军果真是自蒲津渡河，则秦军自涑水、轵关陉绛县段北上，齐军与诸侯之师自高梁沿汾水南下，两军行军路线并没有交会的地点，很可能秦军已纳夷吾入绛，齐军尚未得到消息。但若是秦军从“梁-汾阴”渡河，则《传》文记载便十分合情合理。首先，夷吾本就居于梁，秦军自渭水北岸东行渡泾水后，东北行至北征，途经汪、邧、新城等邑至梁，与夷吾会和后直接自梁东渡黄河至汾阴，继续沿汾水东行，与沿汾水南行的齐军及诸侯之师相会，而后便可一同纳夷吾入绛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春秋时期“梁-汾阴”已有黄河津渡存在。如此，则秦国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自雍都出发，沿渭水西行，途经平阳、棫林、侯丽、麻隧、新楚后，自蒲津渡河，渡河后沿涑水东北行、沿黄河北岸东行，或南渡风陵渡沿崤函古道东行至瑕等晋邑，是秦国渡蒲津后侵晋的三条主要路线。其二是自渭水东行渡泾水至麻隧后，西北行可至北征、汪、邧、新城、梁、芮等诸邑，其中自汪北行可至彭衙，自梁渡黄河可至汾阴，东行即秦军获晋惠公之韩原。除以上陆路交通外，自雍都沿渭水、黄河、汾水、浍水可至绛都，此为“泛舟之役”所行水陆路线。笔者据上文之秦国交通路线考释，绘制为“《左传》秦国交通路线图”，敬请读者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