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女兵回忆：极寒下伤员每人4个小土豆

高瑞芳，女，山东平度县人。1929年6月出生。1947年参军。历任胶东军区、32军94师、九兵团27军医护人员。参加过解放青岛、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福建、抗美援朝。1952年10月回国。下面是她对自己入朝参战近两年的经历的回忆（部分）：

1949年，我已是一个参军三年的老兵了，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随部队32军94师解放青岛，打淮海，过长江，一路南下，最后驻扎在福建前线正对金门的地方。我们部队就部署在 *** 的最前沿，战士们每天搞渡海演习，摩拳擦掌地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宝岛台湾去。

就在我们以为渡海作战已经铁板钉钉时，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发出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32军撤编，三个师中有两个参加南方剿匪，我们94师被单独调归即将入朝的九兵团27军。我就成了27军第四医院的护士，医院隶属94师。

1950年11月一接到命令，先坐汽车到江西上饶，又换乘火车一路北上。由于走得急，大家身上还都穿着单衣，火车越往北开，天气越冷，部队从沿途站点的兵站里领到了棉衣。

发放时忙中出错，我们医院女兵双排扣的列宁式军装错分到了警卫连男兵手中，他们拿到手里都感到新奇，以为是男装改新式样了。待警卫连男兵反应过来时，部队已经跨过鸭绿江了……听说同是九兵团的后续部队根本没来得及换上冬装，还是穿着原来配发的南方地区的单薄服装匆匆入朝参战了。

火车先把我们拉到丹东，但鸭绿江大桥白天有敌机轰炸、侦察，夜间通过人员太多，负荷太重。又坐车迅速转移，改从东面的临江入朝。一下车每个人都迅速装备起来，女兵每人背一床棉被、一件大衣、20斤干粮、两个手榴弹，重近30公斤，男同志还要再多背一杆枪和子弹。

11月18日半夜，急行军来到江边，从一座低矮的木桥上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东北部山区，号称“朝鲜半岛屋脊”的盖马高原。

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山道狭窄，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气温持续在零下30~50℃之间。我们只穿一件普通棉衣，都被冻得瑟瑟发抖，但依然士气高昂，长长的队伍向着长津湖地区开拔，至拂晓时全体停止前进。

我们所有的 *** 员 *** 起来，列队站在林间空地上，举起右手宣誓，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两句：“为了中朝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每个人心里都热血沸腾，没有害怕，只想着要尽快打败美帝国主义，什么都豁出去了，下定了有去无回的决心。

部队此后就隐没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白天美军飞机频繁侦察，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在这片荒凉、寒冷的高山大川中艰难跋涉。为了抢在靠汽车、装甲车机动的美军之前抢占阵地，我们夜夜强行军至拂晓。

崇山峻岭间根本就没有路，走在最前面的战士就负责开路，一会上山，一会下山，时间一长，极度疲惫，加上夜晚行军，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很容易打盹。慢慢地我们都养成了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的特殊本领，用一只手拉着前面战友的背包带，眼睛一闭就可以入睡。有人因此而出了意外，一脚踏空，摔下深渊，就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了。

为了防止生火做饭冒烟被敌侦察机发现，也为了抢时间，我们饿了啃一口随身携带的干粮，渴了俯身吃一口前面战友背包上的雪，许多天都没吃过热饭，没喝过热水。

一次下山时，积雪被前面的人踩实了，脚下直打滑，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济于事，人人都在接连不断地摔跟头。我就赌气地数着，当摔到第37跤时，全身都像散了架一样，开始的疼痛逐渐变成了后来的麻木，干脆就不数了，最后下到山下，估计总共摔了有七八十跤。

日复一日的行军，我们几个女兵双脚开始肿胀，最后连鞋带都系不上，脚背肿得不会弯曲。为了不掉队，我们就少睡觉，每天提前2小时出发，等部队宿营后，我们再慢慢赶上，最艰难的是每天最后一段路，拄着棍子咬着牙，侧着身子横着挪，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到宿营地。

每当拂晓在山顶树丛中露营，我们两人一组对坐下来，各自先脱掉一只棉鞋，就地抓起身边的雪，给对方揉搓已经冻僵的脚，直到将两只脚都搓到发红发热为止。男同志往往和衣倒地便睡，而女同志怕冷，就三人一组，先用脚踢开一块积雪，再铺一块油布，然后把被子铺一床，盖两床，三人和衣并排紧挤着躺下。

零下40度的天气，睡两边的人冻得无法入睡，每隔一会就要互换位置，轮流挤到中间暖和一下。待傍晚起床，双手仍是冻得麻木，僵硬的手指无法打出像样的背包来，只能凑合着捆上背起来就走。

在那种天寒地冻的严酷条件下，部队刚开始根本没有防寒经验。之一天行军就有多人冻伤。我们陆陆续续见到许多战士冻掉了耳朵、鼻子、手指、脚趾，在收容的伤员中严重的双脚全冻掉，行军极度疲惫后坐下休息10-20分钟，有人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时听说我们军里，有的一个整连或整排的阵地上，战士们在简陋的掩体里冻了一个晚上，等第二天再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全部都冻死在战壕里了。由于美机不分昼夜的封锁、轰炸，给养运不上来，前线的战士经常冻饿交加，但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战士还是英勇顽强，士气高昂。美王牌军北极熊团就是我们军在这次战役中消灭的。

美军飞机经常会沿着山沟飞进来侦察，我们在高高的山上宿营，身上都披着伪装用的白床单，趴在地上朝下俯视可以看到美军飞行员的轮廓，离得特别近时，甚至能看到他的高鼻凹眼。开始时有严格的纪律，部队不能随便打飞机而暴露目标。

后来接到命令允许打飞机后，我们部队的战士只要抓住机会，瞅准那些胆大妄为的飞机，架起机枪就来它一梭子。我曾亲眼见到一架飞机飞离后不久，就在旁边另一处山头前冒着黑烟翻滚着摔下山涧，大家全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二次战役后期，我们跟随部队追击美军，一直到了战前据说比较繁荣的东海岸咸兴市，偌大的咸兴市到处是断壁残垣，找不到一间完整的房屋，美军逃跑时用猛烈的炮火把这儿炸成了一片废墟，目光所及到处是美军的尸体，衣服全都被朝鲜穷苦的老百姓扒光，拿走御寒去了。

志愿军烈士都被集中安葬在一处直径约十几米的超大坟堆中，高大的圆形土丘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两指宽、一扎高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每一位烈士的姓名。惨烈的战争景象令人触目惊心，给我们这些已经算是老兵的人也留下了抹不去的深深烙印。

朝鲜老乡的房子都是用圆木构筑的，经不起轰炸，一旦着火，马上就会熊熊燃烧，随后就会房倒屋塌。刚开战时伤员们都分散在老乡的房子里，朝式房子都是要脱鞋进的，屋外有几层台阶，屋里还有高至膝盖的门槛，把伤员抢救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抢救伤员，头发、眉毛烧焦，衣服着火，双手皮肤烧伤是经常的事。

一次在危急时刻，我背上背着一个重伤员，手里搀着一个轻伤员就往外冲，到了门口，先将搀着的伤员推送出去，然后急转身，将背上的伤员放到门槛外，再接着回到里面抢救其他伤员。我搀扶起最后一位腿上负伤的大个子伤员来到门槛时，眼看火越烧越旺，门框似乎都要着了，我急了，不知道哪来的劲头一下子就把大个子推出了门，随后我也跳了出来。刚出来不久，身后的房屋就轰然倒塌了。

到后来美机见房就炸，入朝大约不到半年时间，北朝鲜的民房就全被炸光了。住宿条件越来越恶劣了，再有了伤员就只能安置在山洞里，有的就放在杂草堆上。

医疗条件不好，几乎没有什么消毒措施，顶多用盐水清洗伤口，而泥土里有大量的破伤风杆菌和其他细菌，很容易感染破伤风和败血症，这两种都是能要命的病。特别是得了破伤风的伤员格外痛苦，他们会全身肌肉僵直，牙关紧闭无法进食，还会频繁地全身抽搐，但却是直到临死之前神志始终清醒。没有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员痛苦，对医生来说，这真是一种抓心抓肺的无奈啊！

那时我们护士可是要忙坏了，白天晚上连轴转，许多伤员痉挛发作，牙关紧闭，不能吃东西，我们就设法把伤员的牙齿撬开，喂一点汤水；伤员们排在床上的大小便，我们一点一点地给擦洗干净；伤口化脓，我们就用盐水清洗伤口，换药。后来国内紧急组织生产了大量的破伤风抗毒素送到了前方，这才逐渐地控制住了这种厉害的传染病。

还有一件事，也很考验人的胆量。每当有伤员牺牲，都要去取包裹烈士用的抚恤衣，白天外出目标明显，容易被敌人袭击，所以都是晚上派个人去取。每次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一个人翻山越岭到十多里外的地点。要随时提防可能碰到的敌人，走路时心都始终提在嗓子眼里。为防不测，每次我都会先趴在地上，仔细听四周的动静，确认没有异常声响后，赶紧爬起来快走一段，再趴下听，如此反反复复，紧赶慢赶才能保证在天亮前完成任务。

第二次战役打响后，我们医院每天都要收容大量的伤员，那时除战斗直接减员外，冻伤减员也非常多。医护人员虽然竭尽全力，但许多人还是连伤带冻去世了。

晚上值班，要不时巡视一下，走到每位重伤员的床前俯身听一听他们的呼吸声，确认已牺牲，就马上背出去送到外面指定的位置。我们护理小组最多时曾一晚背出去17名烈士。班长有天晚上值班冷得实在没法子，顾不上害怕，和一位牺牲的伤员同盖一床被子取暖。

后勤供给严重不足，粮食运不上来，国内带来的干粮早就吃完了，部队只能在当地到处找粮食。所在的地方是贫瘠的高寒山区，除了土豆，根本生长不出像样的粮食来，就是连土豆也长不大。开始时，还能在村庄的废墟旁找到老乡藏在地窖里的小土豆，后期连土豆也很难找到了。

伤员和我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只能定额分配四个小小的土豆。我们去炊事班打饭要走一段路。炊事员先从锅里捞四个热乎的小土豆让我们吃下，然后再根据你那里伤员的数量，严格地点着数往我们带去的铁桶里捞土豆，等我们再从冰天雪地里拎回来，土豆早就冻得冰冷了。没有办法，在根本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伤员硬啃也要咽下这冰冷的土豆。后来我们就尽量想办法把铁桶找东西包一下，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让土豆不要冻透。

有的伤员，盆腔、尿道损伤，排不出尿来，可当时的战场上什么医疗器械都没有，包括普通的导尿管，一旦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反复给伤员 *** ，实在无效时，最后一招就是靠嘴去吸出尿液。虽然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但只要能减轻伤员的痛苦，我们每个人只要在场，都会这样毫不犹豫地去做。

对我们来说，伤员就像是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几乎每一名护士都碰到过把伤员感动得掉眼泪的时刻。每当伤愈返队的战士又像小老虎一样活蹦乱，听到他们说回去一定多消灭美国鬼子来报答我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开心激动的时刻。他们在走之前给我们行的军礼，就是给我们更好的回报和礼物。

那时每天还要安排大量的重伤员往国内转送，这就要靠朝鲜老乡的牛拉爬犁了。一个爬犁拉两名伤员，先是把俩人的被子往爬犁上面铺一床，两名伤员用一倒一正的方式并排抬上爬犁，上面再盖上另一床被子，用背包带捆结实，老乡就赶着牛拉走了。目送这些重伤员被捆在爬犁上一动都不能动，在颠簸不平的道上，碰到上坡下崖，俩人一会这个头朝下，一会又那个头朝下，看着伤员遭的罪，我们都替他们难受，想想他们还不知要在冰天雪地里颠簸多长时间，才能最后坐上火车运回国内，可以想见他们中的一部分是经不住这种折腾半路上就会牺牲的。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护理伤员，听到屋外有动静，开门后，惊奇地发现雪地上爬来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大家慌忙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屋来。他是友邻部队的，也是一个山东兵，在战斗中负伤昏迷，醒来后发现部队已撤。由于腿被打断不能行走，很难想象他是靠着怎样超常的毅力，咬着牙爬了两天，才来到了自己人身边。

大家检查他的双手双脚已经冻得完全发黑，我们几人全部上前，用雪去搓，可是任怎么搓都变不过色来了，我们都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难过。第二天就优先安排把他转送回国了，虽然明白希望很小，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顽强的战士能活着回到祖国去……

在朝鲜战场上，相比男兵，在一些特定时刻和环境下，女兵会更不容易。1951年5月第五次战役，部队插到了三八线以南，担架队一时跟不上来，我们只能自己去运送伤员。

朝鲜山多，河流也多，虽然按农历应是三四月份春暖花开之时，但河水全是冰溶水，寒冷刺骨。我们将伤员事先用背包带牢牢地绑在担架上，几个同志分抬一付担架，一会走崎岖山路，一会趟河水，一旦碰到齐胸深的水，像我们个子较矮的女同志站都站不稳，个子高些的男同志就主动抬担架过河。

碰到例假期，也不能犹豫，照常要往河里跳，照样要和大家一样淌冰水。待过了河，血水随着裤腿淌，赶紧找一处茂密的树丛遮挡，脱下裤子使劲拧两把，然后穿上冰冷的湿裤子接着再继续走，有许多女兵就是因为落下妇科病甚至是得了不育症。战争让女兵付出了比男兵更沉重的代价，但当时没听说有一个人退缩过。

还有一次传染病大流行，许多战士不明原因地发高烧，持续不退，所有的医生包括院长在内都找不出原因。倒下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医务人员都要急疯了。最后从国内请来了一位张姓教授，终于确诊是患上了地方性斑疹伤寒，这是由莫氏立克次体通过虱子传播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朝鲜战场条件艰苦，总在行军打仗，经常只能和衣而眠，根本没条件好好洗澡换衣服，人人都生了大量的虱子。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习惯了大家觉得好像也无大碍，可这次不一样了，部队马上展开了一轮讲卫生灭虱子的运动。从国内调来了大量的治疗药物，又逐步完善了治疗措施，病情最终得到控制。

我在护理时也被传染上了斑疹伤寒，一连好多天，烧得昏天黑地、迷迷糊糊，全身除了牙齿不痛哪儿都痛，什么都吃不进，老觉得口渴想喝水，可是那杯水就放在头顶上，我却挣扎半天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待病好了，我也瘦得脱了形。

美国鬼子还曾卑鄙地搞过细菌战，他们的飞机趁夜间往我方阵地中扔过细菌弹，大冬天的雪地里奇怪地出现了苍蝇、蜘蛛等昆虫。在这些昆虫身上检出了鼠疫、霍乱、伤寒等病原体，但因为发现处理及时，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

我们也有短暂开心的时刻。战役间隙，和驻地朝鲜百姓联欢，看着那些阿爸吉、阿妈妮翩翩起舞。我还学会了两首朝鲜语歌曲，一首是《金日成将军之歌》，到现在都会唱。

1952年春节那天还有件特别开心的事。那天一大早，我们在山洞中一觉醒来，晴空万里，山洞外银装素裹的白色世界，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闪光。几位姑娘迅速打好背包，出了山洞，爬到山顶上，放下背包坐在上面，飞速滑下，有的一泻千里，有的人仰马翻，整个山谷都是我们的欢笑声。

1952年10月我们接到了回国命令，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大家坐上了卡车，一路行进，夜晚时分开到中朝边界朝鲜一端的新义州，举目望去，瓦砾遍地，满目疮痍，漆黑一片。这死寂的世界就是战争带给人类更大的创伤和不幸吧。

心情沉重地走着走着，猛抬头看到鸭绿江对岸密集耀眼的灯光啦，我们的心一下子沸腾起来，大伙的眼睛都不够用了。

汽车缓缓驶入市区，丹东的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欢呼雀跃，那一刻滚滚的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大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遍遍高唱《志愿军战歌》，一遍遍地高呼“和平万岁！祖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