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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余晖——名将孙传庭之死回顾

中国历史11个月前 (12-21)790

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四（一说初六），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潼关南原一役战殁，年五十一。

孙传庭，字百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祖籍河南光山。

根据记载，孙传庭的九世祖孙成在明初洪武年间被任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安家于此。孙传庭六世祖孙凤开始鼓励后代习文，其五世祖孙歧、高祖父孙宗派、祖父孙嗣约、父亲孙元震均中过举人，其中孙歧做过莒州知州、孙嗣约做过观城知县。

孙传庭（1593—1643）画像（民国）

代州振武卫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立（注：这一年发生著名的“蓝玉谋反案”）。本卫属山西都司，由五军都督府中的后军都督府管理。振武卫靠近著名的雁门关，在后来设立的九边之中隶属于山西镇（亦称：太原镇）。五军都督府是朱元璋为避免军事武官权力过大而设立，分中、左、右、前、后五府，各自平级，互不隶属。五府都督通常由开国、历朝所提拔勋戚担任。五府都督各自与兵部交接，但只有统领所属军队职权，调动需由兵部下令。相应，兵部只有调兵而无统辖权。这样即可在将领与兵部之间相互制衡。明代中期，由于卫所制度名存实亡，五军都督府职权逐步被文官负责的兵部兼并。

孙传庭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自小虽然习文，却因家庭背景而未荒废武艺，据记载擅长射艺，左右臂皆可开弓。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战那一年）在京城会试中位列三甲之内，获同进士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与他同一届中进士的还有：

袁崇焕（官至兵部尚书）（被控谋逆后以凌迟处死）

粱廷栋（官至兵部尚书）（抗击清军失利后畏罪自杀）

吴阿衡（官至兵部侍郎、蓟辽总督）（遭遇清军突袭战死）

马士英（官至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被清军俘杀）

薛国观（官至吏部尚书、内阁首辅）（被控受贿，赐死）

刘宇亮（官至礼部尚书、内阁首辅）（因失职被免，病死）

杨文岳（官至兵部待郎、总督）（与农民军作战时被俘杀）

以上这些同届进士中，最终多数或因罪、或因战事而横死，不由得让人感叹王朝末世之时其人物命运之舛错。

明末乱世之中，重臣名士尚无法决定自身命运，就更不要说那些普通黎民百姓了。

孙传庭最初获授河南永城知县（其境内一处后来叫陈官庄的地方是1949年淮海战役 *** 军最终覆灭之地），后转任商丘知县。

天启初年奉调入京，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迁稽勋司郎中。

任职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权，弃官回乡。

崇祯七年（1634）七月，后金入塞洗劫山西北部，祸及代州。他针对敌情上疏提出了自己的对抗方略。

崇祯八年（1635），后金军再度入塞，兵燹再次波及代州。

同年秋，获召返职，后改任顺天府丞。

转年三月，因孙传庭多于奏疏中谈及兵事，加之主动请缨，于是被派往陕西就任巡抚，替换平乱不力的前任，专事围剿当地民变。

他于榆林镇练兵建旅，因兵源皆来自陕地，故号为秦兵（军）。

榆林镇（亦称：延绥镇）镇城（注：九边一镇之总兵官驻地）明初洪武年间即建，正统年间（1436—1449）加强增筑。榆林镇到成化年间（1465—1487）正式形成。榆林镇北部即是著名的河套平原，自古就是中原内地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往来的要道。区域内北部地势平坦，多沙漠戈壁，不利于军事防御建设；中部南部尽管因为黄土高原的特殊地貌丘陵沟壑纵横，但因较多河流形成许多谷地，也成为可供穿行的军事通道。正因为以上这些地理因素，榆林镇辖区内堡寨分布十分有规律，普遍每四十里（约20公里）设一城（堡、寨）。此地边民自古多与游牧民族交流，故而尚武之气浓厚。加之该地区明代一直是战事多发，因此是优质兵员的来源地。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农民起义也是开始于该地区，许多生计艰难的该镇边军成为之后的农民军战斗力中坚。该地区由于易攻难守，故而边墙修筑也比较复杂，不同时期筑有多道防线。图为榆林城北部边墙主线上的镇北台，该台现存完好，是已知明代边墙中体量更大的单体实心多层墩台。

孙传庭到达陕西后，发现在旧卫所官军编制的二万四千士兵中许多早已是只存在于名册上，而军屯所有二万余顷田地也都被当地豪强官绅私占。经过他整训，编练出一万一千余军士，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明末三大劲旅之一的“秦兵”。同时，他还收缴了被私吞的军田，所获折银两十四万五千余，另得米麦一万三千五百余石。这样的成绩让当时为各地粮饷问题愁困不已的崇祯帝十分兴奋，大加赞赏。

明末农民战争影响范围示意图。明代自万历（1573—1619）后期到天启年间（1621—1627），自然气候逐渐明显转冷，北方风沙增多，连年旱灾，导致农业收成锐减。这期间还时常伴有水涝、蝗虫、鼠疫、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由于开销巨大，导致国库空虚，财政赤字飙升。为解决财政困难，朝廷不断增加各种赋税，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天启二年（1622），河北山东交界地区的数万白莲教徒率先起事，虽很快被镇压，但点燃了反抗的之一把火。崇祯元年（1628），陕西延安府饥荒，十一月间，王嘉胤、王二率先起事。由此，揭开了历时30年（至清顺治十五年）的明末农民战争序幕。崇祯朝为解决粮饷不足问题，加征“三饷”：辽饷——应对后金战事所加赋税；剿饷——为镇压民变所需而增赋税；练饷——为镇压民变编练军队所增赋税。三饷的设立，本是临时加派，但随着战事久拖而不断增加，使得社会矛盾愈发尖锐。

明代《流民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作者为生活在正德年前后（1506—1521）的画家周臣（？—？）。周臣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擅长山水人物画。他有两个著名的徒弟唐寅和仇英，此二人青出于蓝，在当时名气已超过周臣。据传唐寅以画成名之后，因疲于应酬，常请周臣代笔，故唐寅流传之作，多有周笔，非慧眼不能辩识。周臣绘制此图的大约时间是正德十一年（1516）左右，时值明朝中期，他生活的苏州一带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不时有逃难的流民至此。尽管此图绘制时间早于晚明，但仍可以据此一窥晚明大批流离失所、饥不裹腹流民的真实状态。

一件铭文为：“云龙州呈解十六年秋粮地亩加派辽饷银五十两银匠张□□”银锭，在其铭文里赫然写有“加派辽饷”，显示是辽饷加派所收缴的白银。辽饷是明末著名三饷加派之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日益强大，起兵反明，抚顺等地相继沦陷。明王朝军费无措，采用了户部尚书李汝华提议，加派田赋辽饷以对付辽东战事，“自贵州外，亩增银三厘五毫，得饷二百五十万”（《明史》卷202《李汝华传》）。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饷用尽，战事未决。又议定每亩在加派银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1620），兵、工二部以供给士兵安家、马价、器械为由，再次要求每亩加派二厘，三次加派每亩共加派到九厘，“先后三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制”。（同上）崇祯三年（1630）辽东战事恶化，崇祯皇帝下诏每亩加派三厘。这是第四次加派，这是全国共增辽饷银计1655000两，合前三次加派，全国共增辽饷银高达6678000两。据记载，崇祯二年（1629）朝廷岁入不足2000000两，但仅边事一项，即需银两3278000两。（相关数据出自《明实录》）

秦军是明末与关宁军、天雄军齐名的三支还拥有较强战力的官军之一。后者的关宁军是孙承宗、袁崇焕在“以辽人守辽土”的指导思想下，为加强宁远—山海关防务建立；而天雄军则是卢象昇在北直隶（今河北省）南部，以当地家族壮丁为基干组建，因当地在唐代中后期为割据藩镇中的魏博节度（又名天雄军）而得名。

孙传庭指挥所部之后在汉中附近的子午谷击败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将其俘获。

崇祯十一年（1638），孙传庭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设伏，击溃接替高迎祥的李自成。李自成随后带领仅剩的十七人逃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就在明廷上下以为陕西的民变即将平定时，满清八旗自蓟镇边墙破关而入，席卷京师周边和北直隶，朝廷急调孙、洪入援防备。

潼关北临黄河，南踞秦岭，扼守着渭河盆地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交通要冲。渭河在此注入黄河。据《水经注》载：“河（注：黄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而谓之潼关”。潼关由此也被称为“天险”。关始建于东汉建安元年（196），内侧称之为“关中”。此地自秦汉之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后数百年间多次爆发大战。这期间影响更大的一次战事莫过于唐朝安史之乱，驻守潼关的唐军将领哥舒翰本来采取了固守策略，却因唐玄宗一再催促而不得不出击，导致战败，最终使得安禄山叛军夺取潼关，直抵长安城；唐玄宗的错误干涉导致其不得不逃亡四川。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陕西南部发生强烈地震（今估算约里氏8级），潼关地区位于震中附近区域，遭受到严重破坏。据记载：“（黄）河逆流”，倒灌渭河。后人估计死亡人数达数十万（据称约83万）。这次地震被认为是有记载的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灾害之一。时至今日，潼关仍是连接中国东西部的交通要道。

李自成也因此得以喘息，东山再起。

也是在满清这次入关期间，宣大总督、挂衔兵部尚书卢象昇在河北巨鹿（古写：钜鹿）以南贾庄面对清军以寡敌众（约5000直属部队VS清军约数万），战歿殉国。

转年，孙传庭因在平乱方略上与崇祯宠臣杨嗣昌意见不一，继而引发不和，便以耳疾为由辞职。当时，杨嗣昌打算以秦兵填补因满清入侵造成的蓟辽防线空缺，因而推荐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但孙传庭并没因此而赞成这项提议。他认为“秦兵不可留于蓟辽”。理由很明确：陕西民变此时尚未平定，如果此时秦兵主力留守蓟辽，只会让陕地农民军获得喘息而复又壮大起来。此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到的因素：秦兵的家眷、私产都在陕西，令其远离乡土，恐引发哗变。

杨向皇帝诬告孙装病欺君，使得其被打入大牢。（也有部分观点认为杨并未加害）。此前，卢象昇也因与杨意见不一而受其掣肘。很多观点认为卢战死前后的境遇与杨有直接关系。

卢象昇（1600—1639），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府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初任户部主事，为官勤勉干练。崇祯元年（1628）升迁北直隶大名知府。时值后金入塞，袭扰京畿，他招募乡勇一万人上京勤王，虽然未获机会作战，但因此受到朝廷关注。三年，升北直隶参政，受命编练军队。他在大名府一带通过当地亲友、同乡关系招募兵员，严加训练，遂成明末一支劲旅（清末曾国藩的湘军也是采用类似思路编练）。四年（1631）因治下政绩出色，升按察使。六年（1633）开始，他率领麾下“天雄军”参与镇压北直隶地区民变，屡破对手，逐渐成为农民军最惧怕的一支官军。八年（1635）被任命总理七省军务，专事负责围剿农民军。之后一度扭转局势，迫使农民军退入河南、湖广西部山区。九年，满清再次入塞，他被调任宣大总督，负责京师西北防务。十一年冬，清兵入塞。皇帝犹豫不定，杨嗣昌主张议合。卢象昇依据前事（袁崇焕之鉴），坚决主张抵抗。此后连续与清兵交锋，获小胜。此时卢象昇虽名义上“总督天下各路援兵”，实际能指挥的部队不过一万余，之后又分兵协防山西，仅剩五千余直属部队，且数日断粮，但却无人叛逃。最终卢象昇所部在贾庄蒿水桥与数万清兵战至最后，本人身中数矢、刃而歿。皇帝听杨嗣昌言，不予追谥。其停尸数十日后才得以收殓。南明弘光帝（1644—1645在位）时追谥“忠烈”。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追谥“忠肃”。清代名士黄道让为其书挽联曰:“数三十九岁名将，岳家哀，卢家尤哀”。卢象昇虽是文人，皮肤白皙、身材瘦削，却擅长兵事，善骑射，常亲自临阵拼杀，对手（农民军）颇为忌惮，称他为“卢阎王”。卢象昇颇爱骏马，常遇而求购，却因为作风清廉无多余资而放弃。此外，卢象昇颇好文墨，国家博物馆藏有他的私人印章。有《卢忠肃集》、《卢象昇疏牍》传世。

杨嗣昌（1588—1642），字文弱，号字微，湖广武陵人。明末陕西总督杨鹤之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早年在杭州、南京任职，后受阉党排挤，一度归乡。崇祯元年（1628）复出，先在河南任职，后调蓟镇山海关巡抚。崇祯十年（1637），在与皇帝谈话后被任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内阁参赞机务。颇受皇帝信任，为崇祯一朝罕见。他先后提出：“安内方可攘外”、“四正六隅”等针对农民军的策略。面对清军入塞，他主张议和，因此与卢象昇产生分歧。崇祯十三年，受命前往湖广指挥围剿张献忠部农民军。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杨嗣昌惊恐不安，不敢报告，随后病死（一说自杀）。张献忠十分痛恨他，后攻破武陵，掘其墓。孙传庭对杨嗣昌的“四正六隅”颇不以为然，认为其不过夸夸其谈，脱离实际。时人评价他多谋寡断，为人锱铢必较，与众将领多有龃龉。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当时是少数有才干的官吏。

崇祯十一年（1638）满清（1636年皇太极去大汗号改称帝，并改国号为大清）入塞期间与本篇有所关联地点示意图。图中白色箭头为睿亲王多尔衮自青山关入塞路线。图中红色箭头为多罗贝勒岳讬自墙子岭入关路线（前文提到的蓟辽总督吴阿衡即是在此战死）。图中黄色圆圈为京师顺天府。图中间的红色方框是高阳县城。此时正在养老的前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1563年生人）率全族子弟抵抗，无奈城防脆弱、寡不敌众，被俘后拒不投降，被缢杀（一说自尽）。图下方的红色方框是巨鹿及其南面的贾庄、鸡泽。卢象昇在此与清军激战时，太监监军高起潜率领的大军在几十里外的鸡泽驻扎，畏缩不援（主流观点认为与杨嗣昌合谋），坐视天雄军全军覆没。清军一直进兵至山东济南，破城洗劫后于第二年三月回师关外。此次清军入塞时间之久，破坏之巨前所未有。入关5个月，转战掳掠2000里地，共击败明军57次，破大小70余城；杀明军总督2人（吴阿衡、卢象昇），前大学士、尚书一人（孙承宗），守备（无品级、定员职，通常由五品及以上将领充任）以上文武官员百余。此外还俘虏明宗室3人，包括在济南的徳王。清军劫掠人口、牲畜462300余，黄金4039两、白银977460两。从京师郊区到北直隶西南端的顺德府，整个京畿地区“民亡十之八九”，“一望荆榛，四郊瓦砾”。这片当时北方相对最富庶的地区遭受到严重破坏。除却清军攻势猛烈、战斗力强悍这一层因素，杨嗣昌作为皇帝宠臣、兵部尚书难辞其咎，他除了有因私忘公嫌疑掣肘前线将领外，对后续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严重错误，致使清军可以毫无顾忌挺进山东，攻破济南。而各路驰援明军在看到卢象昇兵败后，均不敢与清军野战。尽管有督师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合兵18万，却只是尾随清军，不敢与之战。清军更大的损失是其右翼军统帅岳讬在济南附近感染天花，不治而亡。

卢象昇治军以身作则，与部下同甘共苦，因此天雄军能够在经常缺乏粮饷补给的情况下始终保持高昂士气（这方面秦兵亦不及）；加上其基层士卒皆为同乡、同族，因而能在作战中迸发出强大的战意。这是天雄军能够成为明末三大劲旅之一的重要原因。

明初，设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将屯田之制分为：军屯、民屯。军屯受卫所管理。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临边关险要之地，守多于屯。地处偏僻或输送困难的，屯多于守。因此，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军屯制度确实在明代初期很好解决了供养庞大军队的粮食问题，没有给民间造成太多负担。然而，到正统年间（1436—1449），其政逐渐废弛。这时开始屯田多被内监（宦官）、军官占夺，屯戌之兵已无法自给，于是多逃亡，同时造成卫所之兵虚额严重。而军屯之田因大量荒废，导致其后各地操军皆依赖军仓，甚至太仓供养。军屯制度已名存实亡。军屯废弛除了给国家增加严重财政负担外，也滋生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许多逃亡的卫所军户沦为盗寇。孙传庭复出后至陕，面对的依然是自己当初编练秦兵时面对的缺粮、缺饷问题，而且此时的情况要比当初严重许多。图为影视剧中孙传庭向驻地乡绅豪强索要与军屯相关的粮田。（图片出自电影《大明劫》）

三年后（1642），李自成的农民军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无人可敌。

此时，皇帝想起了牢中的孙传庭，将他释放，令其收拾摇摇欲坠的乱局。

孙在牢中三年，信息不畅，当皇帝问需多少兵马可平乱时，他对李自成所部的印象还停留在此前，认为依然只是一群流寇，故言道：“只需精兵五千足矣”。

然而，尽管孙传庭复出后确实连续击败农民军，但他发现对手已经并非此前的乌合之众。

九月，李自成水灌开封，破城。

李自成尽管曾被孙传庭击败，仅剩自己与部下共18骑，但并未因此消沉气馁。利用满清入关，明军主力北上的机会他又逐渐恢复元气，再度招纳部众，重新壮大，并且再也没有给对手向当初那样击败自己的机会。他也没有像另一位农民军首领张献忠那样反复降叛，始终拒绝朝廷的招安。

李自成的闯军数次围攻开封，用尽强攻、爆破、土攻等办法未能攻下。当地明军拼死抵抗，一度还曾用红夷大炮击中李自成的中军大帐（当时他不在内）。最后一次李自成用围困战术，同时吸引各地明军前来救援，用围城打援 *** 消耗对手，先后攻取周边30余县。开封城在围困之下，断粮后“人相食”。最终在围困整整两年后，李自成利用黄河决堤，夺取了这座被洪水淤泥覆盖的中原古城。前文提到的杨文岳也在其后被闯军俘于开封以南的汝宁，怒骂不止，被以炮击杀。开封城在宋代、金代城墙主体还为夯土，仅在城门周边以砖包砌。到明代，完全以砖石包砌。万历二十八年（1600），曾对城垣进行大修。因此，该城极其坚固。加之守军始终士气高昂（被困期间亦是），因此闯军长时间无法攻破。

皇帝心急，不听孙陈述利害，坚持下令进军，导致孙传庭所部在河南南阳因大雨无法发挥火器优势，继而粮草供应中断，士兵只能以冻涩青柿为食，旋即大败。是役，史书称之为“柿园之敗”。此役仅各级军官就战死78人。

孙传庭败退归还陕西，固守潼关不出，计划再练新军以图后。

1643年5月，孙传庭被授予兵部尚书衔，获赐尚方剑，总督陕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军务，权力达到个人生涯顶点。

然而，皇帝不听朝中有识之士“孙传庭所部皆天下精兵，皇上只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的谏言，坚持下令立即出关平乱。

孙传庭接旨后感叹：“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自崇祯三年（1630）皇帝轻率杀袁崇焕后，明军的许多督抚大将不是被杀就是横死，亦或被迫战亡，活下来的几位也投降了满清。

面对此情此景，孙传庭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领兵力看起来虽多（约10万），但却训练不足、装备缺乏的疲惫之师出关。

大雨、粮草不继，导致明军在八月再遭败绩。

十月初，李自成拥有绝对兵力优势的大军围攻潼关，随后破关。

孙传庭据记载，在遭到围攻后死于乱军之中。

孙传庭再次回到陕西，面对自己曾经一手操练出来的旧部，却发现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支精锐强悍之师了。兵员缺额、训练不足、装备破旧、粮饷缺乏，这些种种现状让他此前满以为数千精锐即可荡平流寇的旧日印象荡然无存。因此他不得不上疏请求暂缓出兵，但这一来却让本就多疑的皇帝又生猜忌。

崇祯皇帝在孙传庭前往陕西赴任时密令他杀掉此前不断临阵退缩、不听调遣，导致多名将领丧命的的陕西总兵贺人龙，指望他能够兑现此前之言。然而，就如同当年袁崇焕放言“五年平辽”之后的形势类似，如今孙传庭也是又提出各种理由（尽管与当年袁提出的一样合理），这就让本就性急、刚愎、多猜忌的皇帝质疑是否又是一个贺人龙，因而不顾孙的实际情况，不断敦促其出兵。

孙传庭在柿园之败后，终于认清了如今对手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加之眼下的秦兵竟与民变早期的许多明军一样，面对农民军刻意丢弃的财物会立即放弃战斗而去捡拾，这也导致己方被对手乘机反败为胜。面对如此现状，他不得不退回潼关，重新积蓄力量以图再战。最后一次出征开始进兵顺利，还收复了被闯军夺占的洛阳，但之后又接连被皇帝催促进军，却又遭遇连续七昼夜大雨，粮草不继。河南当地友军认为前往打通粮道的秦兵是准备逃跑，因此争相溃逃。这一来，导致有计划的撤退行动一下变为全军溃败。明军装备火器的车营在溃逃中因道路泥泞而行动迟缓，阻塞了其他友军的通路。闯军趁势掩杀，一昼夜追杀明军四百里。孙传庭所部死四万余人，武器辎重丢失十余万后退入潼关。然而此时明军已经没有能力固守天险，闯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该地。五年前，双方也曾在潼关一带对垒，而今胜负者换了位置，李自成在两人对阵中笑到了最后。（关于明军火器装备的内容请参考本号另一篇文章：龙爪与狼牙的较量——中日战争史上的步枪发展（上））

孙传庭最后阶段与李自成作战重要地点位置：黑色圆圈：开封；图中黑框：郏县（柿园之役地区）；图左黑框：潼关。

潼关附近地形，图是自山西方向视角向南鸟瞰。图中风陵渡大桥是当代所建。历史上不同时期潼关关城的位置略有不同，如今的潼关是沿袭自明清。

随着潼关明军战败，关中地区无险可守，李自成很快夺取了西安，并在那里正式建立了大顺政权。潼关的战败，让明廷失去了中原地区最后一支听从中央调遣、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尽管华中地区还有诸如平贼总兵左良玉的军队，但其人根本不听朝廷差遣，为保证补给四处劫掠，形同叛匪。甚至一度李闯军攻打左良玉军的口号都是“剿兵安明”。此外，远在辽西山海关一线的关宁军此时在独立苦撑，全力防备满清而无力抽身。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1627至1644年在位。由于他对前线干预过多，加之性格多猜忌，优柔寡断、性急固执，导致前线战事经常无法按照督抚将领们部署计划进行。同时这期间武将多骄悍跋扈之人，不听中央调遣，自行其是。这更加剧了朝廷对地方的失控。另外，崇祯一朝十七年先后有五十人出任首辅，以至于政事混乱，难以贯彻。时人评曰：“内外杂进，年年枚卜，政本之轻，未有甚于此时。”此外，兵部尚书在崇祯朝成为高危职业。先后十四位兵部尚书，绝大多数不得善终。清朝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曾感叹，崇祯朝“督抚诛戮之多”，让人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共杀总督七人，巡抚至少十一人。崇祯帝刻薄寡恩，喜怒无常，导致其执政后期，很难有他完全信任之人，而群臣也逐渐为自保而不愿担当——这点从袁崇焕被杀后就已经逐渐显现。尽管其本人颇为勤政、节俭，不喜丝竹、不好女色，但丝毫无法解决晚明积重难返的诸多顽症，无法挽救走向覆灭的王朝。

当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孙传庭夫人张氏与二女和孙传庭三位妾室投井自杀。孙传庭八岁的幺子孙世宁被人收养，但此后下落不明。

明史《孙传庭传》最后一句言：“传庭死而明亡矣”。

崇祯十七年（1644）3月15日（旧历），李自成破居庸关，19日进入北京。

孙传庭夫人冯氏携子孙世宁为其送行（电影《大明劫》剧照）。根据记载，孙传庭夫人最终自杀者是继室张氏，氏在官方正史中并无记载。但根据清刑部员外郎冯去骧撰《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记载，孙传庭长子孙世瑞后来回到西安，打捞淑人于井。顺治二年（1645年）移先母冯淑人与孙传庭衣冠合葬于代州故乡。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对他的评价历来有各种极端——从农民起义领袖到流寇，不同时期，观点各不相同。

崇祯皇帝在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于紫禁城北的煤山寿皇亭附近自缢。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实际上自此结束（不含南明19年地方政权）。清廷入主北京后，曾为他上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后改愍皇帝），葬于思陵。南明弘光政权（1644—1645）上庙号思宗（后改毅宗），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南明隆武政权（1645—1646）改庙号为威宗。

很多人根据明史这句话，认为是孙传庭的死直接导致了明朝最后覆亡。

其实，将此句解读为：“孙传庭的死预示着明朝距离覆亡不远了”，似乎更为贴切。

孙传庭曾经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被描述为“农民起义军最凶狠的对手”。

根据清乾隆地方志《河南宝丰县志》记载，崇祯十六年，孙传庭部官军曾在此地有过屠城事迹。当时以“为贼固守”为由杀数千闯军以及屠城中居民。

不过，这类事件在那个年代属于惯常，尽管如今看来极不人道。著名的例如东汉末曹操就曾经在中原战事中多次屠城。

孙传庭死后，因没有找到尸首，被多疑的皇帝怀疑诈死，因而没有赠予谥号、赐祭葬。

关于他的下落，有多种说法：

1.据曾与孙传庭一起守潼关的举人孔杰儒、诸生赵完瑛的说法，称孙传庭在十月初六日那天镇守潼关东门，义军从南门攻入，他被义军乱枪刺死，赵完瑛等人逃跑时推倒墙壁，覆盖孙传庭尸体，导致其尸骨无存；

2.称孙传庭在潼关战败后突围，在黄河岸边“登山痛饮，投白马于河伯，寻赴洪流而死”；

3.明末清初学者查继佐编纂的纪传体史书《罪惟录》中记载孙传庭可能“北窜塞外”，并称是一名老兵目睹孙传庭在潼关陷落后“徒步抱 *** 乞赦”，但又不想上呈，遂决定远走塞外；

4.有传闻孙传庭入五台山或终南山为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