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议行学校贡举法，苏轼站出来反对。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苏轼与苏辙都站出来反对。王安石打算推行募役法，向神宗呈交了“以钱代役”的役法改革“条目”（ 大纲 ）：“考众所论，独其言使民出钱雇役者，人以为便，合于先王使民出财，以禄在官庶人之意。应昔于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并建议“选官分行天下，付以条目，博尽众议 ”。
不必感到意外，这样的役法变革自然也是苏轼极不以为然的，他的理由是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以乡户承担职役，所以哪怕乡户差役已经积弊难返，也不可改为募役。而且，差役的更革将导致可供士大夫役使之人大为减少，“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敝太甚，厨传（ 向官员提供饮食、车马、馆舍的服务 ）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你看，三十三岁的苏轼仿佛长着一颗七十岁的脑袋。
我们知道，熙宁变法之时，极力反对变法的人主要来自两个群体 ：老臣和台谏官。老臣有保守倾向，反对新法在所难免 ；台谏官的天职是充任反对派，他们唱反调亦不难理解。但苏氏兄弟在熙宁初不过三十岁左右，还是热血青年，又没有担任言职，何以也那么强烈地反对变法、不放过任何一个唱衰新法的机会呢？特别是苏轼，一副毒舌，三番五次对王安石明嘲暗讽，确实有些异常。我认为他们如此意气用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乃父苏洵的影响，近乎本能地反感王安石的为人与主张。
这得从宋仁宗嘉祐年间说起，其时王安石在京任职，苏洵携生平著作与二子游京师，往来于公卿之门，投文邀名，求官乞职，如在上宰相韩琦的书信中便说 ：“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尽管“吃相”有点难看，但苏洵大器晚成，文笔老辣，因此文章在京师士大夫间被广泛传阅，备受赞赏，唯独王安石嗤之以鼻，认为苏洵之文不过是拾战国纵横家之唾余罢了，“屡诋于众”。苏洵奔走于公卿之门求官的行为，更是王安石平生所瞧不起的 ：“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
随父亲游京师的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才俊，文名满京华，却同样不入王安石的法眼。嘉祐六年，苏氏兄弟双双考中制科，获授官职。王安石却对好友吕公著说：苏轼的策论，“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这是不是王安石的偏见呢？我们看苏轼应制举的一段策论就清楚了 ：“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岁时纠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讼而数犯法者，皆诛无赦。”论调与《商君书》《韩非子》何其相似？
王安石还以苏辙的策论意在讨好宰相韩琦、“专攻人主”为由，拒绝给苏辙起草任官的诏敕，因为苏辙那篇策论写得特别过火，采道听途说之言，恣意抨击仁宗“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虽然所言不实，但仁宗觉得苏辙勇气可嘉，决定录取他。王安石却认为苏辙卖直沽名。
因为这层过节，苏洵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曾跟欧阳修说 ：“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相传老苏还写了一篇《辨奸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暗示王安石是“大奸慝”。
不过，以王安石骄傲的个性，即便知道自己的言论得罪了苏洵，惹下了仇怨，他也是不在乎的。
现在许多网文都说，王安石是激进派，司马光是保守派，而苏轼是中间派，“不仅反对新党的激烈变法，也反对旧党的因循守旧”云云，这其实是今人想象出来的苏轼形象，完全不合史实。历史中的苏轼，一开始就是最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不管王安石推出什么新潮，他都会站出来反对，或者写诗讽刺。只是在地方辗转为官之后，特别是经历过“乌台诗案”之后，才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固执立场，转为支持一部分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