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就义前，逮捕她的县令泪流不止：杀你非我本意，请体谅

1907年10月的一天，曾亲自拘捕并监杀秋瑾的原浙江山阴县令李钟岳，趁家人不注意，在房间内悬梁自尽，时年53岁。

而据他的家人回忆，在李钟岳悬梁自尽的前几天，他已经有过多次寻短见的行为，先是跃井后又自缢，好在家人救助及时，这才暂时保住了性命。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李钟岳求死之心会如此执着，虽屡次获救，但最终还是找了个机会悬梁自尽。

究竟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位县令大人执着于求死呢？他的自尽，又与秋瑾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还得从秋瑾就义前夕说起。

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的7月，对于刚刚上任浙江山阴县县令的李钟岳来说，是一个让他十分为难的月份。

就在这个月的月初，他的上级即绍兴知府贵福给他发来一道紧急命令，命令的内容倒是很简单，只不过是让他抓几个人，顺便查封一所开办在山阴县的学校。

按常理来说，既然上级下命令，那就按章行事就得了，这又是什么难的呢？

但就是如此简单的命令，却让李钟岳犯了难，不为别的，就因为上级要他去抓的人，名字叫做秋瑾。

对于秋瑾，李忠岳早有耳闻，并且对她的才学极为仰慕，秋瑾曾作有一首诗，诗曰：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深深折服了李忠岳。

并且，他还经常拿着这两句诗来教育自己的儿子，称“一女子而能诗，胜汝辈多矣”。

因此，颇有爱才之心的李钟岳，在接到命令后稍加思索，就决定“竭力保护之”，也就是想办法保全秋瑾。

那么，绍兴知府又是为何要下令抓捕秋瑾呢？事情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1907年7月6日，秋瑾的表哥徐熙麟在安庆起义，但因准备仓促事败，其本人被捕后遭酷刑处决，更糟糕的是，他的手下在刑讯中招认，此次起义，与徐熙麟在山阴县创立的大通学堂有关系。

而当时大通学堂的负责人，正是秋瑾。

因此，时任浙江巡抚的张曾扬（张之洞侄曾孙）迅速下令，要求查封大通学堂并逮捕学堂一干人等。

命令传到绍兴府后，知府贵福自然是不敢怠慢，并且，在徐熙麟起义时，被徐射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恰好是贵福的远亲，这么一来，贵福更加怒火中烧，放狠话一定要大通学堂的人“血债血偿”。

之后，贵福便急令山阴县县令李钟岳，要求他必须马上查封学堂并拿人。

虽说贵福逼迫甚切，但李钟岳有心想保全秋瑾，因此，他就主动面见贵福，提出“若直接武力查封，恐惊动地方”，不如先暗中调查，看“是否确实，再定办法”。

对此，贵福虽心有不悦，但碍于李钟岳的面子，还是勉强答应了下来。

但虽说如此，作为一个县令，李钟岳是没有能力阻止和改变这件事的，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能拖延几天，以便让秋瑾等人逃走。

果然，在数天后，贵福左等右等不见李钟岳的消息，当即就亲赴山阴县县衙，当着面怒斥李钟岳，质问他如此拖延，究竟是什么居心？

临末，贵福恶狠狠的下令，如果再不行动，那就等着一同被问罪吧。

“府宪命令，汝延不执行，是何居心？限汝立即率兵前往，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

到了这个地步，李钟岳也知道无法拖下去了，没办法，他只能是带着士兵，浩浩荡荡的朝着大通学堂而来。

一路上，他还特意制造出不小的动静，就是希望得到消息的秋瑾能赶紧离开，但等到他抵达大通学堂后，眼前的一幕，让他既震惊又失望。

二、

失望的原因，是秋瑾压根就没打算走。

原本，李钟岳想的是，自己拖了这么几天，应该让秋瑾有足够的时间离开，并且，在来的路上，他还制造动静，同样也是这种用意。

甚至，为了避免手下伤及无辜，李钟岳不仅下令兵丁只捕人，不乱射，同时还特意让下人把自己连同轿子抬到最前面，这么一来，那些兵丁们就不敢乱开枪了。

但让李钟岳没想到的是，秋瑾居然没走。

事实上，早在几天前，就有人劝秋瑾离开，甚至有开明的士绅在上海为了寻了一处住处，希望秋瑾能去那里暂避风头。

但不管怎么说，秋瑾始终不同意离开。

对此，秋瑾也有自己的理由，之一，是她要疏散学堂里的师生，不能把她们丢下而自己先离开，第二，在得知表哥徐熙麟被害的消息后，秋瑾已经有了赴死的念头。

当时她就对自己的同伴说过，“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而她，甘愿做那个流血之人。

所以，在李钟岳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那几天里，秋瑾反而十分淡然的在疏散师生，最终，绝大多数人均安全离开，只剩下一小部分人不肯走，他们要与秋瑾一起舍生取义。

到了这一步，李钟岳也十分无奈，最终，他不得不下令，将秋瑾连同其余七名学生一起带走。

而在次日，贵福为了找到秋瑾是革命党的证据，又逼迫李钟岳带着兵丁前去查抄秋瑾的家，对此，李钟岳虽表面上答应，但私底下却想尽办法为秋瑾“打掩护”。

他在抵达秋瑾家后，先是确定了秋瑾平日里居住在哪里，之后要求兵丁不得对该处进行查抄，最终，一帮兵丁果不其然的没有查到任何所谓的证据。

多年后，李钟岳之子李江秋与秋瑾之弟秋宗章在杭州见面，秋宗章就不无感慨的告诉李江秋：

“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

言外之意，若非当年李钟岳设计保护，那么秋家必将因此多人受到连累，此等大恩，犹如再造。

李钟岳此举，自然是想保护秋瑾家人，避免更多人受到连累，但他更想保护和营救的，则是秋瑾本人。

三、

而在公堂之上，李钟岳为护住秋瑾，可谓是想尽办法。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五，按贵福要求，李钟岳在县衙提审秋瑾，按照以往的审讯流程，一般犯人被押上来后，大多会先挨上一顿板子，然后在慢慢审讯。

但这一次，一心想护住秋瑾的李钟岳，却换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方式。

他命人在公堂上设座，请秋瑾安坐于座中，然后清退其他人等，由自己单独对秋瑾进行“审问”：

最开始，李钟岳先问：你究竟是不是革命党？

对此，秋瑾并未回避也更没有否认，早在得知表哥就义的消息之后，她就已经萌生了赴死之心，所以，她十分淡然的回答，“是”。

这个回答，让李钟岳沉默不语，半天之后，他拿出纸笔，请秋瑾写出申辩之词，而秋瑾大笔一挥，写下了那句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可以说，李钟岳对待秋瑾如同上宾，直到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还是希望秋瑾躲过此劫。

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又能如何呢？贵福在得知李钟岳待秋瑾如上宾的审讯过程后勃然大怒，当即怒斥，“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

对此，李钟岳的回答是，“均为读书人，且秋瑾一女子，加之证据不足，实难用刑”。

听到李钟岳的这种回答，再结合他之前的举动，贵福明白，指望李钟岳是审问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了，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毒计。

当天夜里，他赶至杭州，在面见了浙江巡抚张曾扬后，贵福干脆谎称秋瑾已经“招供”，且证据确凿，而张曾扬在未加核实的情况下，则直接给贵福签发了“就地正法”的手谕。

拿到这张手谕之后，贵福未作停留，又在当天深夜赶回了绍兴，并召李钟岳前来知府衙门，称有紧急公务。

大堂之上，贵福、李钟岳面对面而坐。

贵福掏出手谕，冷冷的说，“李大人，抚宪大人的手谕在此，现令你即刻斩杀秋瑾，不得有误，如拖延不办，我必上报巡抚，治你一个抗命不遵的罪”。

而看到手谕之后，李钟岳大惊失色。

他也知道，这背后必定是贵福在搞鬼，因此他就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但贵福早知道他会这样，因此一拍桌子怒道，“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

随即，贵福拂袖而去，独留李钟岳黯然神伤。

这一夜，是李钟岳五十多年的人生中，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夜，他在跌跌撞撞回到县衙之后，枯坐良久，左思右想均在思索如何才能让秋瑾躲过此劫难，但思来想去直至已过子夜，他都没有想到一个两全之策。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有太多的事情，他没有能力去改变。

最终，时间已经是次日凌晨三时，而按照当时手谕上的要求，在子夜之后，就必须要斩杀秋瑾，至此，无奈的李钟岳，只能安排衙役把秋瑾请到大堂之上。

四、

面对秋瑾，李钟岳这位父母官深感愧疚，他强压着激荡心虚说了这么一番话：

“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

史载，李钟岳在说完这些话后，当场“泪随声堕”，哭泣之中，满是他因无法营救秋瑾而流露出的愧欠。

同在大堂上的衙役，一个个也是“相顾恻然”。

而秋瑾面对这位吐露心迹的父母官，同样也是感谢万分，她知道，正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李钟岳对她的保护，才让她活到了今天，也让她的家人幸免于难。

最终，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要求，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帮她完成遗愿。

对此，秋瑾只提出了两个小请求：

之一，请勿枭首；第二，请勿在行刑后剥衣。

1907年7月15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凌晨四点，在贵福的一再催促下，李钟岳被迫押解秋瑾前往绍兴轩亭口。

临刑之际，秋瑾并未有丝毫慌乱，从容不迫的英勇就义，至此，一代女杰香消玉殒。

秋瑾之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拿起笔杆，在报纸上为秋瑾伸冤。

而对于李钟岳来说，秋瑾的死，让他整个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秋瑾被处决不久，贵福就把李钟岳屡次包庇的事情告到了巡抚张曾扬处，随后，李钟岳被冠以“庇护女犯罪”，最终做革职处理。

史料记载，李钟岳在被离任当天，绍兴的士绅以及民众共数百人，沿街相送，一直送至距离城内三十里之外的地方，依旧恋恋不舍。

面对民众，李钟岳愧疚之心更甚，不由的悲从中来。

“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

回到家中，李钟岳始终未能从这种愧疚之中走出来，反而终日不停的念叨，“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他始终认为，秋瑾之死，更大的责任在自己未能护佑周全。

带着这种情绪，李钟岳一直就处在愧疚以及闷闷不乐的情绪之中，尽管时间一天天过去，但也未能让他有丝毫好转，反而在良心的驱使下，让他愈发自责。

并且，他时常拿着秋瑾临刑前一夜所写下的那张“秋风秋雨秋煞人”的遗墨端详，“注视默诵”之余，泪流不止。

最终，他竟萌生了殉身之志。

有了这种念头，李钟岳开始尝试自尽，他曾投过井，也曾趁着家人不注意，在后院的树上试图自缢。

但由于家人对他近来的情绪极为关注，因此，李钟岳前几次自尽都被家人救了下来。

为了让李钟岳打消这种想法，家人在百般劝解之余，也加强了对李忠岳的“防范”，觉得只要看好他，平日里多劝解，早晚他会想开的。

但是，家人小看了李钟岳的死志之坚决。

最终，在1907年10月29日，也就是秋瑾就义的三个月后，李钟岳趁着家人不备，在房间内悬梁自尽，年仅53岁。

写在最后：

若把李钟岳放在数千年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县官而已，比他更具有成就的，大有人在。

但就是他这么一个小人物，却得以青史留名，为什么？

他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事，更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他只不过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尽到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之本分。

而正是这一点，却在当时的情况下，极为难得，故而，他值得被后人所铭记。

李钟岳去世后，闻听此消息的浙江民众，无一不为之哀痛惋惜，仅杭州城内前来吊唁的士绅、百姓，就多达三日不绝，上海的《申报》的媒体，也争相报道此事，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续安丘新志》中就记载这一幕，称当时“浙人追思之”。

至民国时期，随着秋瑾被昭雪，李钟岳之神位也得以入祀秋瑾祠，以便供后人纪念这位当年义薄云天的县令大人，而秋、李两家，也自此成为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