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恩来手术前留纸条：我忠于主席，不当投降派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期，作者：李菁，原题：《赵炜：我的西花厅岁月》，本文系节选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之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懵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之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 *** 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儿带去。歌片儿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对她说：“我昨天的情况你可以去问吴院长（吴阶平），还有熊老（上海来的医学专家）。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大家。”接着，周总理一字一句地念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说这话时，他的两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 *** 、 *** 、 *** 、张春桥、 *** 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 *** 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 *** 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之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 *** 来，语气一连串的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时邓颖超正在刷牙，问赵炜怎么了。赵炜努力平静地说：小高（高振普）打 *** ，要马上到医院去。邓颖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危急，因为之前也有过数次被紧急叫去的经历。但赵炜想，该给邓大姐一点预示，在车上她告诉邓颖超：“刚才打 *** 来，说情况不好。”邓颖超一下子就明白了，下汽车快步向病房走去。赵炜紧紧扶着她，怕她摔倒。两人一推开病房的门，登时傻了眼：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旁边哭。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一点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一直陪伴在邓颖超周围的赵炜一想起那天的场景，仍心绪难平：“那天刚出北京医院，就看到外面已经有人聚集，再一拐到王府井南口往西，北京饭店的位置，一看外边怎么那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因为我和大姐坐的车是用纱帘挡着的，我就扒开窗帘，说，大姐你看，外面人特多！”或许是不愿看到群众在寒风中受冻，邓颖超一再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也没通讯工具，所以这一段路，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成了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一幕。
周恩来生前表示过死后不保留骨灰，邓颖超完成了总理的遗愿后，把这个骨灰盒保存了下来，她告诉赵炜，待她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以后每年立秋，赵炜都拿出来晾晒一下。有一年正好被邓颖超看到，“她说，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得不错。我死后就要用这个骨灰盒。今天你们好几个人在这儿听着，赵炜要是不同意，你们也要提醒她。我问她，你是不是要和总理合葬？她说没这个意思，就是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遵照邓颖超之愿，赵炜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大姐的骨灰，并把骨灰撒进了海河。赵炜把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70年的最后一张合影缩小，放在骨灰盒上，保存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