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革命年代」：历史学家的波浪摄影术

11月29日，迪士尼3D动画新作《海洋奇缘2》在内地上映，莫阿娜怀着远航梦想又一次出发，我们也再度在大荧幕上看到热带太平洋的无垠波涛与漫天霞光。

《海洋奇缘2》预告片剧照

不过观影之余，细心的朋友或许曾意识到，我们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屿及海岸在地理上临近，但彼此间的印象和了解往往以西方国家为中转站；在随处可见的世界地图上，大洋区域位于中心地带，却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茫然无知，无法想象它们与中国乃至全球的过往存在怎样的关联。

放心，历史学者也不知道。过去，这个问题甚至从未在他们头脑中闪现。当学院派历史学家在档案馆里逡巡时，常常只能找到昔日帝国特权阶级留下的故纸堆，更糟糕的是，傲慢、偏见和结构性冲突已然浸透其间。当今全球南方（历史上被殖民，现实中欠发达）的过往是否值得研究、应当怎样研究一类的想法，总是很成问题。人们自然而然把西方国家视作世界历史的动源和典范，想象出一条欧美的发家之路并投射于其他地区。专制停滞的大清国和野蛮落后的小岛屿一样，都是低等或亟待现代化的文明。

半个世纪前的后殖民转向为历史认识带来了新的可能。

学者们开始批判帝国话语，进而研究殖民地土著、混血及边缘群体的历史，注重殖民地民众的能动性——不再把他们视作殖民暴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适应并利用新形势的行动方——力图据此反对西方殖民霸权，在文化与历史书写上为殖民地和被忽视的庶民赋权。

如今这类理念已是老生常谈，关键在于，此种愿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

生于斯里兰卡、现任教于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苏吉特·西瓦桑达拉姆在其2020年出版的新作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海洋、岛屿和革命：当南方遭遇帝国》（原版标题直译为《浪越南洋：一部革命与帝国新史》）曾获2021年美国历史协会本特利世界史著作奖和2021年英国国家学术院全球文化理解奖，今年9月大陆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发行。在书中，作者提供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历史快照，捕捉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印度洋与太平洋上沸腾的革命热浪。

[斯里兰卡] 苏吉特·西瓦桑达拉姆著，黄瑶译：《海洋、岛屿和革命：当南方遭遇帝国》，商务印书馆，2024-9

西瓦桑达拉姆的总体思路并不复杂，他试图将南方海域非欧洲岛民和海岸居民的历史与全球史结合起来，以早期殖民帝国无意识的流动为纽带，从在地性走向环球性。《海洋、岛屿和革命》不是自北向南的帝国史或立足南方的殖民史，而是关注英帝国建立环球统治之前的反革命暴力，以及当地人的政治自主性如何从南方呼应并组成全球动态。

本书的远大抱负在于重新定义了欧美正史中的宏大议题，至此，全球“革命的年代”终于海涵了南方大洋的汹涌澎湃。

革命年代中的南方海域

18世纪末19世纪初常常被视作一个时代界标，象征着现代世界的黎明。六十年前，英国史学大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以《革命的年代：1789-1848》开启了近现代史四部曲的写作。《革命的年代》是一部讲述“双元革命”影响下的世界的区域历史著作，霍布斯鲍姆将英国与法国比作两个孪生火山口，18世纪末，它们分别爆发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新兴因素（即资产阶级）酝酿已久，终于喷涌而出，革命熔岩向周边广大地区流溢，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带来了全球性的扩张和征服。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译：《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信出版社，2017-5

聚焦同一个时代，西瓦桑达拉姆所见所想，则是大海上风起云涌的革命波浪。滔天巨浪反映了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变革和竞争的激烈。在此区域内，革命中的人员、物品、思想、技术、制度随浪而行，使得这种早期全球化无法抽象成一场由中心散发的海啸或某一循规蹈矩的洋流。在复杂多变、动荡难测的广大洋面上，欧洲人和当地人面临同样的危险与机遇，政治行动者乘风破浪，革命与反革命的多股力量碰撞交锋。

岩浆与海浪，是霍布斯鲍姆和西瓦桑达拉姆为“革命的年代”赋予的两种自然形态，也隐含了他们对革命发生及影响机制的不同看法。

自这一命题提出以来，不同学者对它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霍布斯鲍姆最初的界限。《海洋、岛屿和革命》对“革命的年代”的再诠释，实现了这一宏大命题在双重意义上的更新。

一方面，西瓦桑达拉姆成功推翻了“大西洋革命”叙事。这一术语来自美国学者帕尔默和法国学者戈德肖，意在突出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运动的同质性和关联性，由于强调大西洋两岸共同历史时刻，隐约有冷战思维潜藏其间。《海洋、岛屿和革命》则通过视线的南移，将时代共性从大西洋推向全球。

另一方面，英国学者A.C.贝利也曾将世纪之交的40年称作“汇合的革命”，试图以全球史思维实现帝国史与传统革命史的融合。如同《卫报》书评所指出的，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展现了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和意识形态冲突。然而，他将重点放在帝国核心，强调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 了向非西方地区的侵略和殖民，因此呈现为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整合。西瓦桑达拉姆却关注到东半球的岛屿与海岸，挖掘全球革命史中隐而不彰的、极具政治创造力的主体——

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成功把“革命年代”的政治主体性扩展至全球南方。

难能可贵的是，当《海洋、岛屿和革命》把镜头对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波涛时，西方一直留在它本来的位置——整体画面的西北角，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并未杀将出来，炫耀它们在两个世纪中积攒的洋洋自得。在这幅蔚蓝色画卷中，以欧洲国家作为背景，不仅涉及视角转换，还要在南方寻找实质联系。如果未能充分探索南方个体的行动和观念，视角转换就不会发生。另外，引入环境史视野也促成了对西方“海洋文明”叙事的颠覆。

帝国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始终遭到当地人和自然环境的抵抗。

《欧洲乘客乘坐冲浪艇登陆马德拉斯》，1800年

为了把南方民众和环境纳入全球革命年代，《海洋、岛屿和革命》拓展了传统史学中“革命”的含义。

如同《亚洲研究杂志》书评注意到的那样，西瓦桑达拉姆对革命的定义非常宽松，似乎包含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反抗，令人质疑这一时段的革命如何与其他年代的起义与反抗运动区分开来。《海洋、岛屿和革命》没有试图以本质主义来定义革命的统一特征，而是以海风与浪花概括革命的形象，用来比喻

积极的政治力量和无尽的反抗意识

。革命的波涛冲刷到毛里求斯和波利尼西亚，在岛屿与海岸间激荡，海湾地区的瓦哈比派、巴达维亚的共和主义和仰光造船工程，全都被网罗其中。

比起“革命”一词，西瓦桑达拉姆把阐释的重心放到了“革命的年代”上。他强调这个年代世界的普遍特征：

人们看待自身、领土和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变，政治组织方式充满了冲突和调试，民族认同、理性主义、立宪主义、共和主义等零零总总的意识和诉求漫天飞舞，民族国家和现代战争辐射出与日俱增的影响。

回归年代本身，意味着克服后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观点、返回历史现场——例如，作者指出，“革命”这一术语也被当时的欧洲人用来形容 *** 教瓦哈比派对奥斯曼帝国的挑战，因此不应为欧洲或大西洋所垄断。在这种共时状态下，印度洋和太平洋各个地区和政体展现出了错综复杂的多样性，并通过帝国与北方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马德拉斯路上的双体船》，奥古斯塔斯·厄尔绘，1829年

浪潮随机、波动、难以预料的特点，在根本上抵触关于结构和事件的叙述方式。

存在多元且个性化的革命情境，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的革命无迹可寻。但恰恰是不确定的流动性，使得《海洋、岛屿和革命》不再以双元革命或大西洋革命这样的事件为中心，也不会将重点放在帝国统治结构。在早期全球化阶段，历史学家唯一可以把握住的就是流动的主体，去探寻历史行动者的真实经验。

因此，《海洋、岛屿和革命》也是一部集结了众多“硬核狠人”的故事。

不过，重新将人物传奇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中，有利于我们理解那些除去传说光晕的鲜活生命。以印度迈索尔统治者蒂普苏丹为例，西瓦桑达拉姆从海上联系切入，通过印度洋地缘政治解析了蒂普苏丹的抉择。在英国对蒂普苏丹的描绘中，我们很容易辨别出帝国的妖魔化伎俩，把他塑造成一个典型的东方暴君，从而宣传英国在印度征战扩张的合法性。但在其他不那么阴险、却同样奇异的可疑侧写中，蒂普苏丹作为土著人王公，心向法兰西共和主义，邀请欧洲工匠兴建工场，俨然一个雄心勃勃的开明君主，迈索尔的陷落归咎于法国的背信弃义——一个个关键词是否掩盖了某种迷思。《海洋、岛屿和革命》回到英法在印度对峙的语境，关注迈索尔与毛里求斯共和 *** 之间的互动关联，向我们展示了蒂普苏丹的困境与期待。

迈索尔的蒂普苏丹，1790年制

帝国崛起与反革命

帝国崛起是《海洋、岛屿和革命》的另一主题。西瓦桑达拉姆指出，19世纪中叶，英帝国的权力重心发生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转移。在此前的全球革命年代，帝国虽没有能力纵横四海，却充当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与海岸上的反革命势力。

《波斯湾十六景》之一，展现英军在拉斯海玛（哈伊马角酋长国）的入侵场景，1809年绘，1813年印

如同“革命”一样，西瓦桑达拉姆笔下“帝国”和“反革命”也具有高度概括和抽象的特点。帝国力量似乎与早期全球化相辅相成，英帝国的扩张“让这些遥远的区域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但在帝国崛起过程中，入侵、暴力行为和不平等条约远远超出了全球化这种中立范畴。此外，帝国还通过长久持续的文化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文明、种族和性别等级秩序。

《邦加里，新南威尔士的原住民》，奥古斯塔斯·厄尔绘，1830年印制。这幅画贬低了酋长权威，并强加了等级性的两性区隔

至于帝国的反革命性质，中国读者当然不陌生，很自然就能联想到20世纪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认为这里的“反革命”概念出自同期埃德蒙·伯克或迈斯特的保守主义政治观点，但在我们看来，毋宁说是上述

南方经验的前置

。在《海洋、岛屿和革命》中，帝国的实际作为也丰富了“反革命”的内涵，

殖民者不仅以武力打击当地人主体性的声张，还通过知识生产和环境破坏，抹除当地人的创造力，“吸收南方世界的梦想”，窃取了自由与进步的旗帜。

《海洋、岛屿和革命》

期盼确立全球南方的主体性，实现全球历史意识的去殖民化。

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实现这类后殖民旨趣依然面临不少困难。西瓦桑达拉姆跨越重洋，辗转于汤加、新西兰、缅甸、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阿联酋、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南非等地的档案馆和学术机构之间，即便如此，本书仍无法摆脱对英语史料和帝国资料的高度依赖。但作者还是在话语间隙中努力还原当地人的境况。在他笔下，从汤加王公到毛里求斯甘蔗园中的奴隶，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当地人覆盖甚广，“原住民”的范畴得到拓展，包含了无数流动的个体与族群。

探索全球南方人们的主体性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艰巨任务。

西方公共领域中的帝国遗产仍然随处可见，2020年以来“黑命贵”运动中如火如荼的推倒雕像行动，虽然仅限于文化表征的改变，却可以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为全球南方正名的历史学术写作也是如此，通过揭示历史失语者的才智与力量，鼓励我们勇敢追求全球平等和环境正义。

2020年“黑命贵” *** 活动兴起，牛津大学师生再此掀起了“打倒罗兹”运动，要求清除校园内帝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的塑像

要想发挥这种激励作用，除了证明能动性本身的存在，还要揭示其深层含义。在《海洋、岛屿和革命》中，随着欧洲殖民者、商人、科学家成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活跃力量，当地人逐渐适应新情境并开展创造性转化，不断将新出现的商品、思想、制度和权力为己所用。汤加统治者利用西方火器和思想巩固君主制，毛利人图奇凭欧洲制图法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不过，在历史学中确立当地人主体性仍有发展空间。

帝国传统史学之所以具有反革命性质，在于其不仅抹去南方人民的存在和声音，还抹去了他们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贡献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书中一个例子可以清晰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奶牛猫特里姆生于船上，因陪伴主人马修·弗林德斯远航和测绘澳大利亚海岸线而青史留名。然而，与殖民者深度互动的原住民却被驱赶到了公共历史记忆的边缘，他们的能力与作为也被帝国史学忽略。

纪念马修·弗林德斯和海上猫咪特里姆的青铜雕像不止一座，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本土都有分布

如果全球南方的民众也是革命年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理应得到与法国大革命相同的处理方式。

他们的存在并非昙花一现，而是以一种尚未被表征的方式作用于本地、帝国乃至全球的历史发展。

《海洋、岛屿和革命》着墨于个体的流动与抉择，挖掘当地人的能动性，但在更宏观的语境中，南方海域广泛的政治斗争对帝国中心和其他部分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全球南方历史学要实现真正赋权，有赖于揭示历史现象被忽视的意义。

在另一个维度上，《海洋、岛屿和革命》通过强调非西方族群对早期全球化与革命的参与，为南方海域纳入了比较视野下的现代性，但在宏大叙事已经得到普遍讨论的今天，本书的核心观点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来阐明。须知，全球化刻板术语和全景描绘下，广泛的相互联系无法说明任何问题，但却可以创新叙述方式，导向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在本书“革命-帝国”的双重主题中，革命与反革命、当地人与帝国的双重对立，潜藏着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论。此种关切与西瓦桑达拉姆本人的经历和倾向密切相关。他在后记中写道：

“对我这样的岛民来说，把现代的曙光看作能动者与意识形态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原住民与殖民者、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较量是有道理的。这样才能在不夸大其影响的情况下对抗现代帝国主义的暴力，凸显机遇和错失的赎回权，以及权力的迂回曲折。”

本书作者苏吉特·西瓦桑达拉姆在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图书馆中，Lloyd Mann摄

作者的志向值得钦佩，但也让人注意到，《海洋、岛屿和革命》并没有过多区分当地人中的精英与庶民，在多元族群中隐含着同质性，“革命-当地人”呈现为一种绝然的对应关系。我们不禁疑惑，是否存在一种更细致的叙述方式，能够描绘历史能量的汇聚与扩散，以及诸多元素的整合、碰撞与分离？

或许从本质上说，要发现世界历史上普遍与多维的联系，应考虑到朴素的辩证法。在布鲁岛四部曲之一《万国之子》中，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借印尼土著知识分子明克之口，生动地传达了另一种南方经验：

“我思索着：哺育我的不仅是欧洲！当今这个摩登时代，已经从我自己的民族、从日本、从中国、从美国、从印度、从 *** 、从地面上一切民族的乳腺中为我挤出了乳汁。它们仿佛是养育我并使我成为古罗马创建者的多条母狼。是否真的由你来创建罗马？是的，我自问自答。怎么创建呢？我还不知道。我怀着谦卑之心承认：我是古今一切时代的‘万国之子’。至于幸临人世的地点、时间和父母双亲，无不带有偶然性，而绝非圣举。“回到竹屋后，我继续写作。可是刚下笔，写下的却不是我沿路所思，而是这样一句：罪恶亦接踵而来，它们来自一切时代的一切民族（Juga kejahatan berdatangan dari semua bangsa dari segala jaman）。”

[印尼]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著，孔远志等译，黄琛芳校，罗杰等重校：《万国之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3-7

在否决西方的普世特征、呈现文明多样性的同时，全球史互联互通的路径证明，只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人们不可能对族群和文明的历史进行本质主义的分割。或许在非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能够更自由地彰显当地人的能动性，厘清意识形态掩盖下千头万绪的剥削力量。

《海洋、岛屿和革命》关注一个政治可能性爆发的时期，深入帝国竞赛格局和早期全球化进程来探讨南方。西瓦桑达拉姆将“革命的年代”从一个欧洲现象拓展到全球现象，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共有历史的可能打下了基础。

当我们谈论命运共同体时，我们所强调的是全人类共有未来（with a shared future）。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历史学能够告诉我们，人类也共有同一个过去，一个全体民族与地球生态合力塑造的唯一过去。

参考文献：

上海书评：《曹寅评〈海洋、岛屿和革命〉：非东非西的革命》，https://mp.weixin.qq.com/s/TIB4mImnKm_x7L7WuLEJ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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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pna Gopinath, “Review: Sivasundaram, Sujit.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Journal of Global South Studies. (01 Apr 2022).

Adeeb Khalid, “Review: Waves Across the South: A New History of Revolution and Empire By Sujit Sivasundar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itt *** urgh Vol. 81, Iss. 3, (Aug 2022): 645-646.

Guardian Newspapers, “Waves Across the South by Sujit Sivasundaram review”, The Guardian (London), 2020-12-14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is Cambridge Life: The historian gathering fragments of the past to understand how humans tick”, https://www.cam.ac.uk/this-cambridge-life/the-historian-gathering-fragments-of-the-past-to-understand-how-humans-t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