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浅谈儒法观念的结合与西汉中期政治形势

引言

法家的衰落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议办太学、举茂材孝廉，汉武帝全部接纳，儒家在名义上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武帝本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人物，在施政的过程中，反而更加倚重桑弘羊、张汤、杜周等法家式的官员。

武帝一朝，儒家名义上取得独尊地位，影响开始上升，但法家仍有势力儒家与法家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武帝死后，儒法矛盾公开化，这在“盐铁会议”上表现出来。

一、尊儒与抑儒

武帝向以独尊儒术而著称，但也就是在武帝一朝，儒生被迫害的举动却屡屡发生，而且，由于打击之严厉，尊贵如诸侯王亦不得幸免。献王刘德的死和武帝有直接的关系，至于武帝为何要置刘德于死敌，这或许和刘德的儒学背景有关系。

《史记集解》记载：“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

献王在保存儒家古文经学方面有极大的贡献。刘德死于元光五年春，此前，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建元元年冬，武帝诏举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主张罢百家独尊儒术，而随着景帝时“七国之乱”的平定，地方王国问题得的解决取到实质性的进展，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相应地，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也为统治者所重视，而“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状况明显不能符合当时的统治要求，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也就势在必行了，此后，设太学、举孝廉也都是形成思想大一统，独尊儒术的举措。

然而，儒家一统局面的形成又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思想文化领域内部，儒学独尊，其他诸子百家被罢黜;其二，汉中央 *** 与地方诸侯王在儒学领域的竞争。河间献王刘德因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望，为人们所尊崇，但他“得书多，与汉朝等”，以文化中心自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的状况一定会受到统治者的猜忌。

武帝打击儒家的举动包括一般儒生。在《盐铁论》一书中，贤良、文学大概属于儒家阵营，而大夫、丞相史大概属于法家阵营。都因“诽谤”武帝而被迫害的一类。因而颜异应该就是属于儒家，而颜异因许逆武帝而被诛杀，可以看作是武帝迫害儒家的另一个证据。

二、外儒内法

《史记·公孙弘列传》记载：(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武帝虽然提倡儒家，但只是在某些方面为我所用，公孙弘虽然是儒生，但他为天子所重用，主要还因为他“习文法吏事”，而他的儒学背景只起到“缘饰”作用，武帝真正器重的是既“明习文法”，而又会“以经术润饰吏事”的官吏，文法与经术都不可或缺，但文法为主，经术为次。

这也反映出武帝虽然名义上独尊儒术，实际上看重的是明习“文法”、精通“吏事”的法家之士，在武帝身上，儒家和法家的影响都有，但以法家为主。儒家的主张就是外施仁义，与之相对应的“内多欲”就是法家主张，这也可以基本反映出儒法两家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及各自的地位。

实际上，武帝对法家的认同是毋庸讳言的，主要体现在重用文吏上，武帝虽然爱好文学，但也仅仅局限于个人消遣方面，在真正处理政务时，还是依靠文吏，作为法家思想实践者的文吏，天然有一种娴熟政务又维护君主独裁的优势。

武帝时之杜周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杜周这样说明法律的来源，当然，这么做并不是说，立法的合理性一点也没有但无疑，随意性增加了，权威性可能还会保持，皇权已经高于法律，法律虽能屈人之口，但未必能服人之心，最终的结果是文吏政治加强了。

《汉书·贡禹》记载：“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套侈。”

夏侯胜为宣帝时人，而贡禹为元帝时人，两人都作为儒生批评汉武帝，但夏侯胜被杀，而贡禹却保全了性命，二者行为相同，经历不同，说明宣帝和元帝时期儒学的地位不同。宣帝“不甚儒学，立律”，所以此时法家仍可任人。但元帝“温仁善儒”，儒学影响强，对儒生的待遇好得多。

宣帝爱好刑名，重用文法吏，效慕武帝，因而“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这不必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追述武帝的功绩时，先武功而后文教，武功排在优先位置这符合武帝重法的倾向，而宣帝称赞这一事迹，则或可表明，宣帝和武帝一样是法家式的人物。

西汉中期与东汉时统治思想的不同，质言之，西汉中期仍为法家政治，而东汉儒家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武帝时，虽重用酷吏，刑罚严酷，却能不拘一格，擢用人才，做官途径多种多样，各方面人才的涌现是武帝进行各项事业的保证，各种出身的人，只要有所专长，皆能有出头之日，这固然是因为武帝雄才大略，有知人之名和爱才之心，却也表明当时晋身仕途有多种途径，儒家之影响还有限，而所谓的“禄利之路”尚未被儒家垄断，而底层民众亦有致位公卿之可能。

盐铁会议发生于汉昭帝始元六年，此时距武帝“独尊儒术”已超过50年，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的相互攻评所在多有，但这样直呼孔子的名讳为“孔丘”，仍然是一种很特殊的行为。在古代的知识阶层，直接称呼对方的“名”，是一种很失礼的做法，而对于孔子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物，其不尊敬的程度又远较一般人为甚。

当然，在大夫看来，这样的批评并非没有根据“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直呼孔子为“孔丘”，这样一个简单的小结亦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作为儒家象征之孔子，其名称仍然多遭非议，因而，截止到昭帝始元六年，儒家尚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

在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互相公评，儒家是迂腐的，却确也是高尚的;法家是现实的，却也有一些不近人情的方面，儒法两家代表于朝堂之上公开辩论，分庭抗礼，既表明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儒法两家大致不分伯仲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更高统治采纳统治思想时依违其间的游移态度。

学术思想是一回事，而现实政治是另一回事，学术思想被统治者采纳，进而在全社会发生影响，需要有一个过程种思想，只有被实践证明对统治阶级有利，思想与政治的融合才算完成。

三、“霸王道杂之”刍议

《汉书·元帝纪》记载：“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元帝柔仁好儒，因为看宣帝重用文法吏，用刑严酷，向宣帝提出多用儒生的建议，宣帝的回答是“霸王道杂之”。人们对“霸王道杂之”的内涵有着大致相同的理解，融合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德刑并施，具体实践层面，既要用文法吏，又要用儒生。

西汉前期基本是法家政治，这和“王道”根本联系不起来，因而不是“自有制度”。只有到武帝“独尊儒术”始，儒家在政治上才开始发生影响，但武帝时儒家的影响还不宜估计太大，即便是自武帝开始，“霸王道杂之”，但法家与儒家的分量是不同的，法家的比重大，儒家的比重小。

而宣帝之所以这样说，或许有一种“以古压今”的用意，这里的“纯”可以理解为：单纯、仅仅或全部之义。这或许是因为：自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儒学和做官联系起来了，当时儒家势力发展迅速，朝廷已有一大批有儒家背景的官员，也有一部分有法家背景的官员，时为太子的元帝因好儒而主张多用甚至全用儒生。

宣帝来自民间、谙熟吏制，认识到“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故而明确提出“霸王道杂之”，赋予“霸道存在的正当性，以期避免儒生垄断朝政的局面。但是，宣帝最终没有扭转这一趋势，也没有挽救法家学派走向灭亡的命运。

结语

西汉中期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开始大盛，但是儒家在武帝一朝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不宜估计太大，政治领域里法家和儒家此消彼长。实际上，武帝有打击儒生的举动，重用文法吏，即便任用儒生，也必是儒法兼修之人，而且更看重的是法家背景。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