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生前做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死后竟无一人愿意帮他写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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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和议以后，奸相秦桧开始长期擅权。宋高宗自绍兴八年专注对金求和时起，秦桧就一直是独相。但绍兴十一年的“绍兴和议”，“方约和时，《誓书》有不得辄更易大臣之语”。这方面是金朝统治集团看中奸相秦桧是一条忠实的走狗，另一方面又将奸相秦桧是否掌权，作为宋高宗是否对金屈服的标志同时还保留赵桓(宋钦宗)这张牌，以便在宋高宗不愿再屈服，而金的兵力又不足以压服南宋时，随时另立赵桓为傀儡。
以致当赵桓于绍兴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1156年)六月死后，由于当时的金帝完颜亮南侵的准备尚未作好，仍然对南宋封锁赵桓的死讯，直至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完颜亮即将南侵前，才向南宋宣布赵桓的死讯。“绍兴和议”以后，宋高宗“以国事委之(秦)桧，以家事委之(宦官张)去为，以一身委之(医官王)继先。(王继先)所以凭恩恃宠，靡所忌惮，而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秦桧为勾结王继先，指“使其夫人王氏与之(王继先)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结成秦桧、王继先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秦桧由于有金统治集团撑腰，基本上控制了南宋的朝政，宋高宗除在特殊情况下稍作干预，以表示皇权的存在外，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部分则受制于王继先、张去为等佞幸。
秦桧为了独掌大权，在杀害岳飞、排斥韩世忠之后，就将矛头指向协助残害岳飞的主要帮手张俊。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秦桧指使人奏称：张“俊据清河坊以应谶兆，占承天寺以为宅基，大男杨存(沂)中握兵在行在，小男田师中拥兵于上流，他日变生，祸不可测”，直接攻击张俊准备谋反。独掌兵权的枢密使张俊被迫辞职，进封清河郡王后奉朝请闲居。从此，朝中已无可以与秦桧抗衡的大臣。其他执政大臣，都是由秦桧提拔的“柔佞易制者”，他们与秦桧“既共政，则拱默而已”，完全是秦桧的应声虫，不敢有丝毫异议。尽管他们如此顺从，也经常是“或阅月，或半年即罢去”，以免他们久任执政后影响到秦桧的相位。
秦桧公然“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秦桧自己更是一门富贵，养子秦熺(秦桧无子)及孙辈均为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夤缘高升。当秦嬉升任知枢密院事后，秦桧向他亲近的理学家胡安国之子胡宁问道：“儿子(秦熺)近除，外议如何？(胡)宁曰：外议以为公相必不袭蔡京之迹”。这是将秦桧间接地比作北宋末年的奸相蔡京，其实奸相秦桧的权势远远超过蔡京，以致此时尚在世的蔡京旧吏高栋对人说：“看他秦太师，吾主人(蔡京)乃天下至缪汉也。”
绍兴二十年正月，发生了杨沂中主管的殿前司后军低级武官施全，乘秦桧坐轿上朝时刺杀未遂的著名事件，施全被捕后声明他是因为秦桧向金屈膝求和而谋刺他的。从此，秦桧每出行便带领五十名卫兵，秦府门前也派兵士防卫。秦桧也许受此惊吓，当年九月起开始生病，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恶贯满盈的奸相秦桧病死。“天下酌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张浚的奏章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 *** 奸相秦桧之死的额手称庆的情形。
后宋高宗谥秦桧为忠献，还亲写“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作为秦桧神道碑额，但是，秦桧神道碑“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竟然没有一个文人愿意为奸相秦桧撰写碑文。
